事实一再告诉人们，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促进人才流动，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由此，户籍在市场那里基本上都是受到“不需要”的冷落。这种冷落，折射的正是生机勃勃的社会进步。

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调查报道了多地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的案例。从超大城市如深圳的明文规定“市人事行政部门可根据促进本市户籍人员就业政策的要求和实际需要，确定各类事业单位面向本市户籍人员招聘的岗位比例”，到中小城市如云南曲靖教育系统和事业单位招考年年都限制户口、河南濮阳县2012年公开招聘民生医院工作人员要求“须具有濮阳县常住户口或为濮阳县籍生源”，表明户籍歧视仍是现时代就业的一个普遍现象。

户籍歧视有两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论点，一个就是保护本地就业，一个就是特大城市必须有户籍限制。我们承认，这是基于现实的一种被迫选择，在现阶段也确有其合情合理性，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从较长远的观点看，这种户籍歧视终究只是现时代的“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不懈推进后，在人才资源配置的历史进程中，市场日益起主导和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户籍作为人才资源配置的樊篱，它所圈定的“势力范围”不断在龟缩、后退。而事实也一再告诉人们，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促进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极大地激发了经济的活力。由此，户籍在市场那里基本上都是受到“不需要”的冷落。这种冷落，折射的正是生机勃勃的社会进步。

在这样的情势下，户籍歧视，往往是被作为一种行政性手段，来压制市场的诉求的。这种压制，可以看成是政府不得不对某些弱势就业群体提供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特大城市无限制膨胀而被迫采取的一种僵化手段。

但显然，这种行政性手段也已日渐落伍于时代。换言之，这种保护的有效性期限已经大大缩短了。无论是中小城市、偏远城市，还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最终都将不得不放弃这种愚笨的地方保护主义方式。一旦完全放弃户籍歧视，也许问题的主要矛盾反而会变成：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各地的那些弱势就业群体？这同样是事关社会公平的大事。从这个角度切入问题的思考，也许有助于我们化解户籍的心结。

事实上，在一些特大城市，户籍歧视已经让位于较为高明的经济手段，就业没有户籍限制，但生存却有经济压力。这些城市的相对高昂生活成本，导致一些低端就业素质和技能的人无法生存，使其自动远离，或被迫寻找城市救济。在这种经济手段面前，户籍保护性就业往往会失去实质性意义。一旦它成为全国性的配置人力资源的主导手段，势必将极大地冲击各地那些原住民们的生活。

经济的发展，不应导致原住民们被迫背井离乡去寻找更低生活保障的结局。如果这种“人往低处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也将是对经济发展的一大反讽。当年人们背井离乡，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生活，这本身是遵从人们的一种自由的意志。但是，如果是为较高生活成本所迫，这必带给原住民们一种不自由的悲惨命运。

对于各地决策者来说，严峻的现实问题是，在户籍歧视被时代抛弃后，如何使原住民们也能享有在本地生活工作的自由。显然，除了筑牢社会保障之根基外，还有待于全国性的缩小行业差距、职业荣誉，平衡社会结构，使三百六十行每一行的精神与物质获得都达到均衡，使每一行都能成为各类群体的社会上升通道。如是，既能使人才配置体现市场的效率与活力，又能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而户籍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