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的社会调查，甚至是先行的局部试点，都是保证罚额科学适当的路径。总之，罚额要定之有据，定之有理，还要行之有效。

乱丢垃圾罚200元，随地吐痰罚200元，未清理路边宠物粪便罚500元，禁烟场所抽烟罚500元，在非指定场所放置、倾倒、焚烧垃圾罚5000元，损坏、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罚1万元……这些内容纷繁的罚则都出自8月28日首次送审的《深圳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据悉，对市民文明行为规范进行立法在全国尚属首次。

“草案”在立法上是否属于“首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制定出一部良法，且这部良法又能得到有效的遵行。从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看，无非停驻在“何种行为该罚、罚的尺度如何掌握以及由谁来罚”上，这同时也是舆论争议的焦点。

像乱丢垃圾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该不该罚？有人说，文明不是罚出来的。也有人说，国人素质良莠不齐，不好套用同一个执罚标准。这些批评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却并不构成对执罚的否定。倡导和惩罚在目的上都指向“促进”。倡导更多归属于道德层面，是典型的自律；惩罚则更多属于法治层面，是典型的他律。自律是基础，他律可为保障。对文明的倡导和对不文明的惩罚并不是“两者选一”的单选题，而是本就应并行不悖的一体两面。

至于素质问题，看似“国情”如此，其实也不然。很多国人在国内恣意违法违规，到了国外就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素质在到达国外的瞬间就得到了大幅提升，而是因为制度环境、执法环境使然。由此反思，国人所缺的其实并非道德，而是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执法构成的人文环境。在此意义上，深圳的立法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

至于罚的尺度如何掌握，确实是考验立法技术的一大难题。定的罚额太低，对违法者没有触动，反会激励违法者的恣意和骄纵。定的罚额太高，又有违促进文明的本旨，还很可能在执行中滑向“执罚经济”。200元好，还是500元好，这不是纸上谈兵能够确定的。广泛的社会调查，甚至是先行的局部试点，都是保证罚额科学适当的路径。总之，罚额要定之有据，定之有理，还要行之有效。

此项立法的最难点，恐怕就是“谁来罚”。执罚权不大，执罚的难度较大；罚款额不多，罚款的阻力相对较多。全交由警察来执罚，相应的问题是：管得过来吗？若交由城管来执罚，又有另一个问题：城管的素质靠谱吗？名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只有文明执法在先，方有促进文明之效。都说深圳此次立法借鉴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做法，须知，香港和新加坡对不文明行为并非只有严厉的执罚，还有文明执法。深圳或其他城市要学，就得学全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