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纪委召开全省预防腐败工作座谈会。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表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着力推进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并研究制定广东省预防腐败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出台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全面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

广东在官员财产公示上的改革呼声并非首次。今年5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就提出将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前不久，顺德也宣布，从明年起新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都要求公示家庭财产等信息；中山也要求官员对个人房产、投资、配偶子女出境等信息进行申报，以防止“裸官”贪腐现象出现。

作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沿之地，广东在改革风气和意愿上都具有明显优势。除此之外，相较于此前全国各地的一些地方性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广东的此项改革更显示出强烈的突破性特色。

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开全国官员财产公示先河，近年来，进入官员财产公示这个榜单的已有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青铜峡等多个地区。但从最后的公示效果来看，大多不容乐观。改革要么随着发起人的变动，或倒退或停滞，要么在公开范围和内容上无法突围，且这一类试点相当一部分局限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级别也较低，未能形成有效的示范效应。

广东动议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则有望在此前各地改革基础上实现突破。首先，广东此次是在全省范围内实行试点工作，超出了之前试点地区的市县级别，一旦成行，将具有更大范围内的示范效应；其次，较之于大部分地区以内部文件的形式规范试点工作，广东提出了出台地方性法规的改革诉求。在全国性立法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这一省级法规如能生效，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这表明，广东的改革至少在设计上走向了新的层级。

而在改革动力上，广东的官员财产公示的内生诉求更强。早在2009年，广东多名高官因腐败问题落马，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改革呼声就已经出现。这是因为，这些落马官员无一例外都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对于市场经济繁荣的广东而言，如不能提高官员信息的透明度，将会加剧腐败的发生几率，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但反过来，这部分因素也是改革压力所在。如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可能存在更大的腐败因子，官员对于改革的抵触情绪也可能增大。所以在试点的路径选择和配套方案上需要作出缜密的安排。

特别是基于以往试点地区所存在的难以逾越的改革掣肘因素，广东改革更需提前做好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官员财产的申报内容和公开范围都可能要经历一定的过程，但如何突围升级，避免“烂尾”需要有改革程序上的时间表和准备；官员申报与外部监察以及舆论监督如何实现互动和对接，以保障财产申报的质量和防腐的实效，要预留通畅的监督渠道和参与空间。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谈及官员财产公示时曾指出，只有让官员的去留沉浮更多地取决于民意时，官员才不得不通过财产公示来自证清白。那么，如何强化官员的自证清白的动力，还得要看官员财产公示的质量。作为开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每一项改革都将承受更大的舆论期待，它已经超出了广东一地的改革意愿，期望此次广东版改革，能真正开启官员财产公示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