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想为，与人民同心同德，那么“干部辛苦”就会最大程度转化为“人民幸福”。

据报道，2011年以来，贵州省贵阳市结合县乡换届考察，探索实施干部“辛苦指数”测评，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重点工程、重大任务、重要工作中苦干实干，以干部“辛苦指数”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测评干部“辛苦指数”，并与人民“幸福指数”捆绑，回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官念，其心可嘉。为官之道，在于为民，以干部之辛苦，增人民之福祉，其诚堪赞。至于干部“辛苦指数”与人民“幸福指数”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若说，古代的“民本思想”、“水舟理论”，官员为民众谋福利是一种道义，那么，现代行政学的“委托—代理”关系决定干部为人民是一种责任。无论是道义，还是责任，干部“辛苦指数”与人民“幸福指数”确实高度相关。大义上，社会发展，官民共享，幸福你我，不分官民；细节上，两者还是有别的，人民话语权越大、生活越幸福，干部的自由空间越狭窄、工作越辛苦。换言之，人民的“幸福”必然是建立在干部的“辛苦”之上。

反过来，干部越辛苦，是否意味着人民越幸福，即“吾貌虽瘦”则“天下必肥”？倒也未必，干部辛苦并非人民幸福的充分条件。老实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干部辛苦程度自称“第二”，无人谁敢称“第一”，尤其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连周末正常休息也难有保障。那么，公众“幸福指数”有否水涨船高？只因“干部辛苦”欲转化为“人民幸福”，还有若干决定因素，譬如工作方法、效率、方向等。

假如，干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想为，与人民同心同德，那么“干部辛苦”就会最大程度转化为“人民幸福”；倘若，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对，效率不高，说的是空话，耍的是花枪，如文山会海，那么，干部再累也与人民幸福关系不大；或者，“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骰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干的是私活，想的是享乐，如吃喝玩乐，那么，干部越辛苦越没精力为人民服务；抑或，干部干的正是人民恨的，如政绩工程、铺张浪费、包N奶、贪污腐化等等，则干部越“辛苦”百姓越不幸，社会越不幸。腐败干部越辛苦与人民幸福越背离，个别人台上口口声声“为人民”，台下点点滴滴为自己，这种例子也确实存在。

与“幸福指数”相比，干部“辛苦指数”测评更无操作性。一旦将偏于主观感受的项目量化，难免陷入无厘头的泥沼。同样的工作，有人举重若轻，有人举轻若重，辛苦不辛苦，视乎个人的年龄、健康、经验、能力、观念等，何来统一标准？标准难以确定，测评更加可疑。从报道来看，贵阳干部“辛苦指数”由三部分——“上评下”、“主官评成员”、“下评上”构成。上、中、下三个维度进行，似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关键的细节在于：“下评上”的权重有多大。假如“下评上”只是“彩排”，干部“辛苦指数”测评最终仍是自说自话的游戏，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

只有最大程度还原人民监督公权的权利，才能确保干部在保障人民幸福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