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白云万达广场前，一群来自西北甘肃的“果农”忙着推介苹果，其中带队的是甘肃天水副市长王钧，“市长卖水果”引广州街坊围观。这是继北京之后，当地政府今年在省外推介高品质国产“蛇果”花牛苹果的第二个城市。(11月4日《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则当天下午才在某门户网站出现的新闻报道，却很快创下了数千条的浏览点击记录。显然，“卖水果”一事实属稀松寻常，而能引来如此围观效果，靠的自然是那位来到广州街头吆喝的“果农”市长了。

政府官员急果农之所急，亲自出面搞起异地促销，确实不必动辄以“最大恶意”来揣测其行。消息称，今年甘肃水果大丰收，仅天水市苹果产量就达88万吨，其中最为有名的花牛苹果总产近60万吨；时下将临岁末年终，数十万吨高品质国产“蛇果”仍挂在枝头，果农们心中岂能不急。然而，简单的褒贬，终究不是这桩新闻的主题——如果有意无意地把“市长卖水果”引向了“围观市长”，那就未必值得公众的善意赞许和支持了。

如果不是言不由衷或讳莫如深，其实人们或已看出一种“门道”：近些年的“领导卖水果”新闻，着实可谓看得不少；而综合之后，似乎也得出一种规律，要么是一些基层官员大张旗鼓地来到省城摆摊促销，要么则是主要官员带队，劳师远征地登临一线城市使劲吆喝。可以说，这样的“变官为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曾引得一些媒体的及时报道。但是，有论者也因熟视而生疑，这样的促销，到底是为“围观水果”，还是期待“围观市长”呢？

的确，从媒体报道的宣传效应来说，就算是“围观市长”，同样也能曲径通幽，起到为促销水果提高知名度的积极作用。然而，这样的算账方式，至多只是一种“粗略算法”，达不到“市长出行”与“销售成果”两者性价比的“精算”模式。倘若事先根据市场分析以及成本核算，能够得出前往二级、三级城市或者特定区域开展“市长促销”，更有利于“少花钱多办事”的预测结果，“围观市长”这一免费广告的“便宜”，就不见得是非占不可的选择了。

“市长卖水果”要围观更要精算，倒不是想给有关官员造成一种“做也不是，不做更不是”的思维困境。而是觉得，凡事都应因情制宜、实事求是，即使是“市长卖水果”这样的堂皇好事，如果总是照搬照抄地陷入了“去省城”、去“一线城市”的巢穴和怪圈，也就难怪人们会疑惑于是不是只求“出名”、不惜“出钱”。况且，要是私下潜意，把这样的“促销秀”才当作“重中之重”，那就更是不得人心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