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间，河南许昌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批捕、起诉，数人潜逃。涉案人员“团购”了当地拆迁事务，贪污、受贿金额动辄数百上千万元。有涉案人员表示，“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12月18日《检察日报》）

在时下严惩腐败的清新政风中，这起腐败案，显然有着待解剖的意义。但抛开这点，令我诧异的是涉案人员的说辞——“不贪就得受排挤”。在他们看来，贪腐是被裹胁的，是身在“酱缸文化”中的一种无奈选择。这样的论述确实充满了无奈与表象逻辑正确的意味，只是，它实在经不起推敲。

做廉洁的“官场另类”，就会遭受排挤——这话也可理解为，被裹胁官员的本质是好的，只要不受压力，就是廉明的。但事实上，其他官员也并不全是个人道德无瑕疵，也可能承受着种种压力，他们最终也没“必然”成为贪腐者。将个人败笔归因于“不合流就受排挤”，不过是卸责之言。

别把“不贪腐就受排挤”说得理直气壮，梳理以往的类似案例，不难发现，组团腐败之所以出现，首先因这是一种“低风险乃至零风险”的权力滥用路径。因为所有人参与其中，所以集体失范的权力就处于内部约束真空中，在“法不责众”心理下，他们气焰滋长。

一个贪腐者的出现，可能是因个体道德的堕落，而组团腐败，足以说明对该领域的监督层面出现了一个“盲空间”，这种“盲空间”不仅指向内部监督，更指向权力行使中的公共规范。不容否定的是，在某些行政领域，纠结了太多的政府利益，都隐含着权力与权利者的博弈。这些领域，需要基于外在压力和内在约束上的权力谦抑，以规避权力走偏。有些手握权力者，之所以堕入迷途，跟价值持守、精神自觉有莫大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坏的秩序对人的同化力，置身于这种恶性氛围中，有些人屈身于“排异压力”，所以陷入歧路。

毫无疑问，先有了孱弱无力的内外监督，后才有自愿的“被苟同者”。但从逻辑次序上讲，个体贪腐，取决于内因；将原因归咎于大的环境，卸责之意不言而喻。在加强权力约束的同时，现实环境没理由成为贪腐的借口。就此案而言，它昭示的加强对公权约束的信号，不能被“不贪腐就受排挤”的自我陈情所遮蔽，亦需迅速兑现为现实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