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河南兰考一场火灾夺去了7名孤残儿童的生命，同时，也把“爱心妈妈”袁厉害式的民间收养困局推到了公众面前。尽管兰考县已启动问责机制，但争议仍未结束。兰考大火暴露文明底线上的民间苦痛

刘采萍：袁厉害是本周对社会震动最大的新闻人物之一。媒体用“始自爱心，终于痛心”总结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然而，这样的遭遇却绝非孤例，与袁厉害相似的助孤困境，两位一定不陌生。

张金岭：据我了解，中国民间类似的，处在法律边缘的收养行为，其实很常见，只不过少有家庭一下子收养这么多孩子。

李妍：一件明明是出于良善之心的好事，怎么会成为一种困境呢？可是，现实真的像袁厉害妈妈遭遇的那样：有一份善心，愿意出一份力；但是收入微薄，收养孤儿也只能勉强糊口，至于健康、安全、教育，都没法谈。这可能是现在民间助孤，特别是渐成规模的家庭的一种基本状况。兰考大火，揭开了民间助孤困境的冰山一角。

刘采萍：本报也报道过类似“大家庭”般的民间收养抚育孤儿事例。曹春生的东方希望儿童村、武安李丽娟和安平王小芬两位“爱心妈妈”，还有唐山滦县高淑珍开办的“爱心小院”，都有这个特点。当然，在社会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下，他们没有发生过袁家那样的悲剧，而被人们敬为大爱楷模。但是，长期跟踪采访他们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一点也不比袁厉害少。为了养育孤残孩子，有的从“小康”甚至“大款”，变成了四处化缘的“祥林嫂”。这样的困境在媒体关注之外，一定更多。

张金岭：出现袁厉害这样的爱心人士，其实是中国社会灰色地带太多的原因。兰考这个地方，政府没有对孤儿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是民间收养存在的根本原因。现在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对这种收养态度很微妙。像对待袁厉害，民政部门平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落得清闲。试想一下，如果袁厉害不出事，还有可能被塑造成个道德楷模之类的典型。这样政府既省了心省了钱，自己地面儿上又产生了一个模范，真是非常划算的事情。

刘采萍：看完新闻有人说：“(孤残儿童)连这种活儿法，也没法维持了”。我理解他的意思，对于袁厉害家的那些孩子来说，虽然生活环境、教育质量都不敢去较真，但好歹有人惦记着他们的生存。这真是一种“人权之下的生存”，是最低质量的生存。要不是这次以死伤这么多的极端事件成为新闻，我们的社会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孩子也是有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而我们给他们的“必要条件”，就是一个袁厉害那样的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不是有种说法吗，如何对待流浪乞讨人员，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底线”。那么如何对待这样的儿童，更是“文明的底线”。饥荒战乱时代，这条底线可能无法保持，但当复兴、崛起、发展这些成为主题词的时代，这条“底线”还失守，而且失守得这么悲哀这么残忍，那真是和“文明”相悖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