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岭：兰考大火事件，真正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背面，以及生活在背面的中国人卑微的生存状态。我个人觉得，兰考的这场大火，烧出了中国社会的人道底线。判断一个社会的人道状况，只能从最低端看，哪怕你的宣言写得再精美，只要还有孤儿生活在如此悲惨的境地里，我们一切主流语言的描述，都会黯然失色。朴素爱心不该承受不公正的双重重荷

刘采萍：透过新闻我们得知，兰考从警察到出租车司机到医院大夫，都知道：碰到被遗弃的残疾婴幼儿，可以把他(她)交给袁厉害。在很多人心里，也是承认袁是个“好心人”的吧。但是，当火灾烧死7名儿童这样的悲剧发生时，质疑立刻涌来：她尽到责了吗？她有这个能力吗？甚至，她是真的为了孩子吗？这样的质疑也常常指向与袁厉害有相似经历的人。为什么民间收养或救助，特别容易引起争议呢？

李妍：袁厉害以一己之力，背负政府应该承担的巨大公共职责，这是一种悲壮；抚育孤残儿童，从一种道德正能量，到最后面临“非法收养”的问责，这是另一种悲壮。

我觉得不仅是民间慈善救助容易引起争议。对当下慈善而言，从官方到民间，哪个没有引发争议呢？公信力，几乎成为普遍的问题。对袁厉害妈妈的争议，其实也算是当下民间救助的困境：他们做善事，却苦于没有公共部门支持；自然，他们的行为也就没有一个透明、公开的途径呈现给大众。不公开、无透明，从来都和争议质疑相伴。所以对那些愿意真正做点善事的人来说，这很尴尬，也很伤心。

张金岭：我觉得，哪怕是袁厉害有些缺点，只要她在收养过程中没有故意对孩子造成人身伤害，也是可以谅解的。在当下的中国，谁肯为一群这样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人家？哪怕生活条件差，但这些孤儿毕竟在她这里活下来了，生存权得到了保障。而保障公民的生存权，本来就是政府最重要的义务之一。

可以这样说，如果袁厉害有缺点——— 比如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也不应该追究袁厉害的责任，而首先应该追究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责任。这个责任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该很容易界定。当地政府没有任何资格挑袁厉害的毛病，自己该干的事没有干，推到一个公民身上，当地政府没理由对一个公民提出道德要求！我看到一些舆论对袁厉害的挑剔，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时很怀疑一些人，包括一些专家的是非判断力……

刘采萍：她为我们这个社会、为公众承担了很多责任。有个记者跟我说“谁愿意养那些孩子，每个月给他1000元，让他养一个月试试……”我估计没有多少人真敢去“试试”。那么，人们承认他们的“大爱”，又为什么对这样的形式无法放心呢？我觉得，政府的暧昧态度，是造成民间收养救助陷入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政府的态度怎么个暧昧法？袁厉害们默默无闻、独自行动的时候，政府机构往往漠视，甚至嫌给地方丢脸，；而一旦媒体关注多了，就赶紧做做样子，如果央视报道了，马上盖房子给钱，倒成了一桩政绩。这种态度的转变令公众很反感，而这份反感，有时又会延伸成对救助行为的不信任。

李妍：“要么不管不问，要么过度包装”，除了损害民间慈善的公信力之外，还有一种结果：这样的舆论造势下来，许多参与救助的个体，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去承担自身不可承受之重。比如袁厉害，据说后来人们看到弃婴，就直接交给她。她为盛名所累，即便早已超出了个人能力范畴，也不得不被动接受。

而在另一面，官方却把持着救助的审批、资金等通道，轻易不向民间放开。比如袁厉害做的事情，当地几乎家喻户晓，可这么多年硬是连完整的收养审批都没有，最后被扣了个“非法收养”的罪名。公共部门不做事，但是占着坑，结果民间人士想做，却没审批、得不到支持，甚至不能更好地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于是想做好的也做不了，只能因陋就简地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