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在很多改革上缺乏足够的制度自信和程序自信。政府在一些改革问题上之所以选择“屈从”网络民粹，并非真的站在民粹那边，改革也是应该的，可政府本身的改革程序并不正当。比如资源产品如水和电的涨价，本来都该涨，可很多时候涨价的听证会形同虚设，垄断国企成天喊亏损，却不把成本清单向社会公布——这就为民意抵制涨价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借口。本身程序不正当，就无法自信地摆脱民愤绑架，进而推行理性的改革。

增税问题上也是如此，无论是资源税还是房产税拟或拥堵税，之所以政府一提“增税”舆论就反对，关键就在于“增税”缺乏正当程序。虽说基本的利益本能导致只要政府增税，舆论必然会反对，但如果增税经由人大讨论和投票，并且将税收流向公开，民意的反对就难以成为阻力。“经由正当程序”是政府可以抵制民愤绑架的最有底气的理由。可是，一些地方政府自身不正，没有依法行政的习惯，当面临那些无理的民意绑架时，自然只能忍气吞声。没有一个正当程序能使政府决策免于民粹阻挠，绑架在所难免。

当然，还因为权力在制度上未被约束，很多地方政府丑闻缠身，权力经不起质疑。这种制度原罪和腐败上的污点，使其在面对舆论压力时缺乏“坚守原则”的底气。原则在权力那里经常成为橡皮泥，权力被滥用，这使政府在利用权力做正确的事情时，也失去了道义正当性。

政府部门易被网愤绑架，还有另一重原因，即不敢负责任。顶着舆论压力做决断，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责任感，因为如果决策出现失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一些官员并无这样的担当，一遇阻力便停止改革。不改革，对他们没有坏处，但如果改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仕途。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未来的危机，也不愿接受眼前的微词。

当然，更多时候，“政府被民愤网愤绑架”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很多受到舆论狙击的规定，最终都还是或明或暗地实施了。一项改革，只要不损害官员的利益，无论一时阻力多大，最终都能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最大的问题不是“被民粹绑架”，而是被官僚阶层绑架。正如党内一些清醒的官员所言，只要改革一涉及官员利益，便渐而不进了，甚至“改革到官为止”。民粹并不对改革构成真正的阻力，固化的官僚既得利益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