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走。在北京市丰台区一所初中，老师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很多学生跟风捐款超百元。一位老师说对捐得少的孩子说，应该像捐得多的小朋友学习，捐红色的钱。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觉得学校和老师强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报》）

同胞遭受苦难，我们无私伸出援手，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既是对灾区同胞的支援，也是对传统美德的彰显。然而，种种“被捐款”现象的出现，却给爱心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不说捐100元，而说“捐红色的钱”，在孩子们面前，老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成为变味慈善最真实的描写。

其一，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小学生来说，他们捐的每一分钱都是家长的劳动果实。100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或许不是难题，但家庭经济状况总是有好有坏，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100元也是一种负担。更重要的是，一些孩子用家长的劳动果实来换取自己的虚荣感，这样培养出来的爱心其实就是一种不劳而获。其二，《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老师要求学生“捐红色的钱”，何尝不是一种变相摊派。

在不少政府机关、国企和学校，捐款早已偏离了自愿本意，变成一种强制摊派，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而这种捐款的组织发动力和捐款数额的大小，往往也变成了某些官员政绩的一部分，变成单位或领导个人邀功领赏、赚取荣誉的手段。尽管学校声称“并没有强捐，可能是个别老师的素质问题”，但为何每个班级设一个捐款箱，而不统一设立一个捐款箱？这是不是变相搞“捐款竞赛”？学校把压力转嫁到老师身上，老师也只能暗示捐得少的学生向捐得多的看齐，甚至把捐款金额和“三好学生”评选等联系起来。

当爱心成为一场攀比和炫耀，它就成为一种伤害。和这些孩子一样，从小到大，我们就在这样另类的“捐款文化”中耳濡目染，其恶劣后果已经显现，由于权力、利益等因素的掺和，整个社会对慈善事业缺乏信心和热情。调查显示，即使是在慈善捐赠意愿居国内城市首位的上海，也只有50.3%的市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慈善活动。而每一次灾难过后，网民也总是乐于编排“捐款排行榜”，甚至对捐钱少的明星和企业大加鞭挞，“钱越多就是爱心越多”的观念在大家心目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

慈善从娃娃抓起，当然很好，但依然固守老一套的行为逻辑，对培养孩子的公益心并无好处。国外的许多中小学，考试成绩并不是评估学生素质的唯一标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参与公益活动的表现，也会被计入其综合素质评价，以此培养学生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意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志愿活动，把孩子培养成合格的现代公民。在这方面，我们显然还需要“补课”。

事实上，对于芦山地震灾区的同胞来说，如果看到老师发出的“捐红色的”指令，即使拿到善款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这跟间接地强行乞讨、接受施舍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捐红色的钱，结出了灰色的果，一场爱心公益行动，搞得捐款者和受捐者心里都有些别扭，这样变味的慈善活动还是不搞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