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上午，河南省汝州市的宋女士在该市法院刑庭庭长办公室内，要求庭长必须重判强奸其女儿的嫌犯，因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当场喝下随身携带的剧毒农药，随后，宋女士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目前仍未脱离危险。而当事人的丈夫李先生则称，事后，曾遭到来自法院的威胁。（5月1日大河网）

从本质上来讲，在法院刑庭庭长的办公室内服毒自杀，以死相逼，以求得对嫌犯的重判，与向庭长行贿以求得重判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两者都是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对能够影响或者当事人认为能够影响审判结果的人施加影响，进而获得对自己一方有利的判决——只不过前者是以请求者自残、自杀的方式，后者是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而已。

这两种方式之所以发生，其驱动力及其存在的基础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自残、自杀还是行贿，对于当事人来说，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皆是基于其对法院判决公正性的怀疑。他们未必不相信法律，但他们不相信使用法律进行审判的人，在他们看来，正常情况下的判决结果所体现出的公正，未必是真正的公正，只有在自己施加了影响之后获得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当然，这种在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获得的扭曲了的“公正”，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仍然是最大的“不公正”。

但是问题在于，现实中的诸多司法不公现象给他们的是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经验，即，如果自己一方没有对法院施加影响，而另一方施加了影响，结果就会不利于自己一方；如果另一方没有施加影响，而自己一方施加了影响，结果必然会有利于自己一方。其结论就是，无论对方施不施加影响，对自己一方来说，对法院施加影响都是有利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很多人一打官司就先想到找关系的原因所在。

当事人对自己女儿遭到强奸一事提出疑点，并要求法院重判嫌疑人，本身并无不妥，因为这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庭长称“判刑轻重是依照法律来判的”，如果他真是这么说了的话，本身也无不妥。但是，在庭长的办公室喝下剧毒农药，以死相逼，是不对且不足取的——依法维权，走正常的渠道，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不过，该法院之后的做法，却令事件疑窦从生。记者前往采访，却被法院工作人员以粗暴的“擒拿手”推出办公室，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正常的拒绝采访的做法。服毒当事人的丈夫是位律师，法院以吊销律师证相威胁，要求其不得再向媒体爆料，这也不是一个正常法院应该做的事。法院的种种行为似乎说明，服毒事件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强奸案嫌疑人的判决被服毒者认为不是“重判”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其背后是否有着不为人知、不敢为人知的秘密，确实值得怀疑。

就像案件需要由法律来给予公正判决一样，疑窦丛生的事件也需要事实来为公众释疑。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不可无，不可浅，也不可由当事法院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