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山东乳山市政府大楼门前，数十人因被骗集资而下跪，请求政府帮助讨回他们的血汗钱。

5月1日，西安西凹里村，36岁的村主任李昊自愿让村民随意处置，村民遂将其绑到市场大门铁栏上曝晒近4小时。起因是，该村在1998年将110亩土地租赁给西安再生资源交易市场，而在2012年进行复核测量时，发现原租赁合同上签订的110亩租赁面积，实际测量为123.98亩。

两起事件，一个以村民强势的姿态，反映维权的诉求；一个以被骗弱者的身份，向政府求助。不同的表现形式，折射出同样的问题本质：公民维权的正常渠道常常被阻塞，公民维权对法律的信心明显不足，宁可剑走偏锋，也不愿保持耐心等待法律救济的降临。

两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极其简单明了，也就是说，性质不难判断，问题也应不难解决，并不需要走到公民集体跪求政府这一步，更不能以对一个公民的侮辱性示众为代价，去维护另一群公民的应得权益。

不是贬斥下跪者懦弱无能、没有尊严，或许也不能简单批评捆绑村官的村民丧失理性、缺少法制观念。如果西凹里村被侵占15年的14亩土地收益，一分不少地归还于村民，谁愿意冒以身试法的风险，去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如果被骗集资的受害者，得以如数讨回血汗钱，他们又何必不惜尊严跪在政府门口？

显然，问题的产生与问题的解决，涉及两个方面：政府监管是否落实，法治环境是否健康有序。一个颇有名气的企业，将面向全国的集资搞得风生水起，当地工商及金融管理部门，有没有尽到事前审批、事中监察、事后裁决的责任？非法集资导致恶果之后，法律救济及时到位没有？鉴于类似事件的经验，我们很理解被骗者那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以下跪将最后的希望，寄托给政府应有的责任与耻感。

李昊声称被绑示众是“自愿”的。为什么？作为村主任，他为没能要回那14亩土地收益而自责，“我不能不有所承担”；其次，也为了在村民面前自证清白，没从土地租赁交易中“拿钱”。我想，这样做还可能是一种另类的自励：以“苦肉计”吁请社会的关注，一起如此简单的经济纠纷，为何这么难解决，这样让一个清官难堪？

国家领导人已向世界宣告，我国已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公民下跪与私绑村官提醒我们：建设法治中国依然任重；让每一起案件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政府与公民行为都应自觉纳入法律规范之内，不能降格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