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6月1日表示，目前全国农村子弟考入重点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为此，今年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计划将扩大，要使这一比例增加8.6%。(6月2日，《北京青年报》)

事实胜于雄辩，数字最具说服力。今年国家重点大学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的增加，确实是力度不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重点高校招生计划从去年的1万名增至3万名;实施区域由680个县扩大到832个县(覆盖所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南疆三地州的22个团场)，以及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偏低的省份;参加定向招生的高校由去年的222所扩大到263所，覆盖所有211高校和108所中央部属高校。这一连串数字，反映出了政府保障农村学生教育权、致力于实现教育公平的殷实努力，给人以信心和希望。

政策好不好，关键看实效。落实不走样，群众才受益。然而，潜规则盛行，高考冒名顶替事件不断，不能不让人对重点大学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增加8.6%心生忧虑，担心好政策落实不了，出现冒名顶替、偷梁换柱等问题，把好事办砸了，更加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提起高考冒名顶替的舞弊问题，“罗彩霞事件”堪称精典。2004年9月，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王佳俊的班主任张文迪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考生登记表等证件。王峥嵘通过熟人运作，让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录取了罗彩霞，然后从学校直接取走了录取通知书。而档案被占用的罗彩霞则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不得不复读一年。

就“罗彩霞事件”，一篇名为《“冒名上大学”背后是权力的集体沦陷》的评论认为,“可以肯定，在冒名顶替的背后，不是王佳俊一家人在战斗。……事实上，只要王佳俊的父母不能摆平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王佳俊根本完不成冒名大学生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感叹王佳俊父母权力张狂、手眼通天的同时，更担忧我们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形同虚设，权力在集体沦陷。”其实，在高考的背后，还存活着一个肮脏的钱权交易场。逐利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为之奋斗的人群”，伟大导师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这样告诉过我们。

可以说，8.6%的增招比例，对于为改变人生命运而发奋寒窗苦读的莘莘农村学子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向上迈进的机会。同时，对于那些觊觎高考这块大蛋糕，想乘机捞一把的谋利之徒来说，也是一次发财的良机。王佳俊的叔叔王定清说，他们“造假花了3万块钱”，那可是9年前的行情，就不要说水涨船高了。要知道，现在造假一旦成功，意味着考生将挤进211高校和108所中央部属高校其中的一所，3万块钱恐怕是买不到了，中间人一定会获利不菲，一些人铤而走险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确保8.6%的增招比例全部落到农村娃头上，扭转目前全国农村子弟考入重点高校比例偏低的状况，确实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好，比如，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教育投入;比如，平衡教学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比如，提高教学质量，保证生源不流失。当下，最为关键的还是做到考试和录取工作阳光操作，程序公开，全程透明，保证8.6%中的每一个农村娃都是真实的，都是凭自己的实力考上的，都能够经得起公众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