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国家各部委公开的“三公”预算经费来看，基本是呈下降或持平的态势，这让公众感到欣喜。但“三公”预算下降背后暗藏猫腻，审计署日前发布的《中央部门单位2012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委向下属单位转嫁会议及出国费用并非个案，在被审计的54个中央预算执行单位中，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普遍现象。（6月25日《法制日报》）

按理说，政府部门都有公费出国、公费买车用车以及公务接待等开支，只要是公务所需，“三公”支出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明明白白地告诉公众就是了。为何一些部委却要将“三公”开支转嫁到下属部门或相关单位？究其原因不外二个：一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上级消费下级买单”可以给他们带来有诸多好处的特权消费；二是确实如公众所料，其中有见不得光的猫腻，将不能报不好报的开支让下属单位背黑锅。

时至今日，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到了不是要不要公开的时候，而是进入如何确保这些支出真实合理的阶段。这次审计署将一些国家部委转嫁“三公”支出的内幕曝光，体现了中央治理权力腐败和不正之风的决心，也揭开了财政预算和执行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开、不透明、不规范、不完整的弊端。

财政预算执行从社会治理结构角度看，体现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政府主要承担公共受托责任。事实证明，委托代理关系一旦成立，只要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就很难避免出现道德风险。“三公”经费不真实不合理，甚至出现转嫁躲藏，最大的问题在于涉及各个政府部门的切身利益，要让他们从既得利益中挖一块肉下来，目前还欠缺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公众监督。

尽管我国的《预算法》早在1994年3月就公布实行，但20年过去了，我们却鲜有看到因违反预算法而受到法律追究的官员。即便出现报道中向下属单位转嫁“三公”开支的严重违法行为，也习惯性地认定为“违纪”而非“违法”。《预算法》的刚性不足，很容易成为约束力低下的一纸空文。因此，加快《预算法》的修改，明确具体地划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进而成为各级官员财政开支的“紧箍咒”已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还要通过法律程序的完善，把“三公”支出置于社会公众的严密监督之下。在具体账目的公开和细化上，应当做到让老百姓一目了然，随时接受公众的质疑。只有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出来钱花在哪儿了，花得对不对，才能起到监督和问责的作用。如此，不管你怎样转嫁、如何躲藏，都难逃公众的火眼金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