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南京市江宁区泉水新村24幢二单元503室内，3岁的李梦雪和1岁的李梦红被发现死亡。民警见到她们的时候，姐妹俩的尸体已经风干。

女童的家庭极为特殊，父母均有吸毒史。父亲李某今年2月因涉毒被判刑半年，此前主要由他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李某入狱后，母亲乐某承担起了照料孩子的责任，不过显然，她并没有尽到哪怕丁点做母亲的责任。

早在今年3月，两个女童就曾有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那一次，李梦雪自己打开房门跑了出来，邻居们才惊讶地发现503室锁着两个无人照管的女童。这段经历，是李梦雪对自己和妹妹的一次成功救助，但它并没有成为一次契机，扭转她们破碎残酷的命运。

3月的事不是完全没有引起外界的警觉，事后，人们曾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表达了对女童的关心。居委会决定对李家进行救济，每月800元左右的救济款；民警王平元每个礼拜向乐某发放等量救济款，敦促其照顾孩子；邻居施春香一度接手503的钥匙，把邻里或自家的食物送去给两姐妹；孩子们的太奶奶试图联系警方、居委会，把重孙女送到孤儿院，太外婆其间也有去看望她们。然而，在女童冰冷的死亡结果面前，这些关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客观而论，他们可能也会为孩子之死惋惜、难过，他们的内心未尝不被深深震动，他们也一定希望孩子能活下来，好好活着。但作为个体，他们又是无力的。悲剧发生以后，他们本能地选择避免牵扯到自己有责任，不想被卷入舆论和道德审判的旋涡。

我们为成人的集体避责遗憾，却无法给予他们过多的指责。我们希望在弱小的生命面前，每个人都能展现爱心，及时施以援手。但我们不能寄望于个人力量完全担负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这不现实，也不公平。最切实的依靠，应该是国家和社会。在一些国家，儿童权利一旦可能受到损害，相应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救助会立即启动。然而我们的情况是政府机构职责不清，反应迟钝，社会组织发育很不健全。

我们不是没有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对类似的监护人失责后怎么办的情况也有规定。然而在实际中，法律落实却非常不理想。两名女童饿死事件，需要问的问题太多，社区、民警都已了解情况，有没有向民政部门报告，民政部门为什么没有介入，为什么儿童福利院不能收养这两个孩子，为什么不撤销不称职父母的监护责任另行指定监护人，妇联这样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做了什么？目前，已有律师向江宁区民政局、公安局、街道办、妇联等申请信息公开，希望这些疑问能有回答。

在这个世界上，李梦雪、李梦红曾有过短暂停留。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们大概用尽气力拍打、哭号、求助，并本能地把粪便作为求生的食物，以最卑微的方式挣扎求生。我们甚至无从知晓，她们得有多么无助绝望，或者有没有认知绝望的能力。然而，她们还是走了，怎不让这个有着健全机构的国家羞愧难当。

孩子在垃圾箱被闷死，在家中被饿死，未成年少女被性侵，一起又一起悲剧，难道不是一次又一次对未成人保护机制滞后的审问？孩子的生存、基本安全都成了问题，国家和整个社会都得问一问，是我们没有能力，还是远远没有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