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兹事体大，利涉千秋万代，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必得谨严无隙，逻辑贯通，避免出现人为的BUG（漏洞）。就诉讼主体的确定来说，一要摆脱“垄断”讼权的嫌疑，二要斩断明暗的利益关联。惟其如此，环境公益诉讼才有可能真正保护公众利益。

正在审议中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把中华环保联合会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评论称，限制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是“一种倒退”。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日前否认了该联合会“垄断公益诉讼”的说法，并称此事没有背后运作，联合会不会权力寻租，接受贿赂。

有没有背后运作，暂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会不会权力寻租，也只可能在未来时态中发生。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草案》通过，确定中华环保联合会为诉讼主体，将会带来很多可以预见的问题。一个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受害最烈的是直接的当事人，最了解情况的是就污染问题与企业交涉过的人（通常是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可是按照新的环境保护法，受污染之害的公众和民间环保组织都无权发起环境公益诉讼，而只能通过半官方的各级环保联合会。也许，将诉讼主体定于一家的目的在于防止泛随意兴讼，造成资源浪费，但是所有的诉讼都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没有充足的理由自然无法形成诉讼，而对一味滥讼者也有反制措施，所惧何来？实际上，对环境诉讼权事实“垄断”的害处，要远远大于可能出现的诉讼乱象的害处。因而，法律应该鼓励有社会责任感的任何个人和组织成为环境诉讼的主体。

当然，中华环保联合会确实发起过若干起公益诉讼，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他们也声称“条件成熟后，会团结更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然而，一旦法律确认中华环保联合会为唯一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这必然会限制其他组织和个人环境维权的主动性和便利性。按照新规定，他们只能和环保联合会合作提起诉讼，提议申诉决定权在后者。如此一来，合作的性质就成了：其他组织和个人依附于环保联合会，环保联合会可以随时“踢”走他不认同的诉讼伙伴。这种不平等的合作，事实上有害于凝聚多方力量保护环境。问题随之而来，身受其害者的维权意愿和耐力通常都高于“事不关己”的其他组织，让他们释放能量有何不可？

除了诉讼资格之争，还有一个诉讼“避嫌”的问题。中华环保联合会旗下的企业会员，分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主任委员单位、主任委员单位5个级别，每年按照不同级别交纳会费。蹊跷的是，其中有些会员企业有着违规排污的“案底”。比如说，玖龙纸业因为排污问题受到过处罚，金光纸业也曾酿成重大污染事故。这就引发了另一层忧虑：中华环保联合会和会员企业之间有着利益关系，他们还能对污染型的会员企业发起环境诉讼吗？即使发起了，还能不折不扣、不遗余力地代表公众利益吗？据绿色和平一位负责人透露，中华环保联合会在过去几年做的公益诉讼，诉讼对象主要是一些地方小企业，没有涉及到一家会员企业。

一方面承担着维护行业秩序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又和业内某些企业有密切经济往来，这样的组织代表公众主张权益的公信力是成疑的，这在“全国牙防组”遭质疑等事件中可见一斑。所有的监督制度的设计中都必须考虑“避嫌”法则，通过规则的“防火墙”隔断利益输送，才能保证公益诉讼出以公心，不会走样。也就是说，中华环保联合会如果不放弃会费制，它能否对其会员企业进行有效监督就得画上一个问号。

环境保护兹事体大，利涉千秋万代，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必得谨严无隙，逻辑贯通，避免出现人为的BUG（漏洞）。就诉讼主体的确定来说，一要摆脱“垄断”讼权的嫌疑，二要斩断明暗的利益关联。惟其如此，环境公益诉讼才有可能真正保护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