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管“踩头”事件尚待下文,湖南临武城管又出事了。按临武当地官方的说法,瓜农邓正加“在与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发生争执,突然倒地身亡”。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确定无疑的是:临武城管与瓜农发生了冲突,冲突过程中瓜农死亡,瓜农死亡之后发生了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有一个颇为怪异的现象,由城管引发的“生猛新闻”经常出现“连带效应”,比如这几天,除临武城管外,被曝光的还有辽阳城管殴记者、连云港城管打村民等。

这种“怪异”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城管执法场所在街头,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城管执法对象是人们眼中最弱势的摊贩,旁观者心理天平天然向后者倾斜；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会在第一时间得到广泛传播,屡屡将城管推上风口浪尖。

每一次暴力冲突,每一起悲剧事件,都制造着社会伤痕,都引发舆论对城管执法方式的猛烈抨击。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不善于切割,或“护犊”心切,或为了“遮丑”,往往导致本应守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被暴力执法者“绑架”,导致对立情绪升级。相似的新闻一再上演,甲地悲剧事件交出的“学费”,乙地却不能哀而鉴之,公众的神经一次次被刺痛,城管本身反而成为社会矛盾的制造者。　　基于此,近年来对城市管理理念、城管执法方式的反思与建设性建议,如汗牛充栋,但不少地方却似乎充耳不闻,城管形象总体上未见扭转。

当前正在开展以扫除“四风”为主要任务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说到底,一些地方对城管粗暴执法的漠视甚至纵容,不管是为了城市表面的光鲜,还是为了满足某些主政者近乎病态的“城市审美”趣味,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城管执法引发暴力冲突的地方,学习实践教育活动是不合格的,对其扫“四风”的效果应一票否决。如此,将迫使各地约束城管暴力,改革执法方式。

当然,一些地方对城管执法也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比如武汉城管从列队举牌的“卖萌式”执法到围观静默的“眼神式”执法,再到予人玫瑰的“献花式”执法,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但收获的不都是赞美,也被一些舆论批评为“作秀”。

临武悲剧之后,我们要说: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城管改革方案出台之前,宁见城管“作秀”,也不愿见城管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