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对“文革”的反思，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与教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才能确保“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张红兵“弑母”那样的人间惨祸不再发生。

59岁的安徽律师张红兵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申请将他母亲的墓地确定为文物。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一番言论，被张红兵和他的父亲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被枪决。如今，张红兵向社会公开这段历史，公开向母亲忏悔，希望通过自己这个反面教材，让更多的人牢记历史的悲剧。

举报自己母亲的时候，张红兵是一名16岁的红卫兵，自认“根红苗正”的他，在举报信上强烈要求“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10年后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为张红兵的母亲彻底平反，但张红兵永远不能饶恕自己的“弑母”罪行，他用几十年的内心煎熬，用一生的痛彻忏悔，也无法完成灵魂的救赎。近年来，各地陆续有“文革”时的红卫兵公开站出来，向当年受到自己批斗、殴打、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干部、邻里道歉。较之当年常见的红卫兵批斗、殴打他人，张红兵以举报将自己的母亲送上断头台，无疑更加残忍而惨烈；较之少数当年的红卫兵今天公开向受害者道歉，张红兵向冤死的母亲忏悔，也更具撕碎人心的悲剧色彩。

因为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丈夫举报自己的妻子，儿子举报自己的母亲，而且明知会将妻子、母亲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甚至在举报信上强烈要求枪毙自己的母亲，这种完全悖逆人伦、丧失人性之事，放在今天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但在“文革”那个非人的年代，这类案例却绝非罕见。今天人们反思“文革”，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在极度疯狂、混乱的“文革”年代，普通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绝大多数人都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包括红卫兵在内，很多人既是侵害、侮辱他人的施害者，同时也是备受侵害、侮辱的受害者，个人在“文革”中犯下的罪错，主要应归咎于社会的罪错，或者说是那场运动的罪错，施害者如果事后没有为自己的罪错忏悔，没有向受到自己伤害的人道歉，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置身这种语境，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张红兵们主动向当年的受害者道歉、忏悔，其精神自觉和道德勇气具有某种宗教的意味——在向来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情绪的中国，这种宗教意味尤为可贵。

张红兵们的道歉、忏悔自然难能可贵，却不应只是他们个体的自我救赎。每一个曾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挟而盲从盲动呢，还是有意无意甚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作恶？同时，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文革”的历史，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问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是不是也会像张红兵那样，在虚幻、极端情绪支配下“大义灭亲”？

“文革”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对“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张红兵下决心向社会展示自己那段血淋淋的耻辱史，是因为他看到网上有人写美化“文革”、鼓吹“文革”的文章，痛感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希望通过他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帮助更多人认清“文革”的真相和实质。不可否认，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警惕远非充分到位，张红兵那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去年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与教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才能确保“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张红兵“弑母”那样的人间惨祸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