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提出“以房养老”的政策动议，有可能干扰对主流养老模式的探讨。特别是在养老金存在亏空以及延迟退休等传闻不断的背景下，公众的情绪容易被带动，并对政策本身的目的性产生怀疑。

不过，需要强调的一个常识是，“以房养老”属于私权而不是公责，属于权利附加而不是权力强制。时下国情或许并不利于其推行，但“以房养老”作为养老质量提升的一种方式，确有讨论的需要。如果“以房养老”能够加速解决公众关注的产权70年的问题，能够带来楼市的健康发展，其政策本意就应当受到欢迎与鼓励。

如同商业保险养老一样，扩大个人养老的选择渠道，实现其养老金来源的多元化，并为提高养老质量而创造条件，本就属于政府的责任。从单纯的权力责任向更广泛的权利需求递进，其实也是公共责任的扩大化和延续化，体现的恰是公共服务水平的进步。

共识产生向前的力量。“以房养老”即便行不通，也应该就问题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而不是盲目质疑制定政策的初衷，并导致决策层面产生顾忌。唯有形成正当性的共识，才能在可行性的讨论上更加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