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农民工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在重庆、四川成都等地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简单地说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户口，其实并不准确。对于他们而言，既希望拥有城市户口，也希望能够保留乡下的土地。不要城市户口，只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之下的无奈选择。这里对应的，就是城市化的融入成本问题。

农民工融入城市，与原住市民不同。一个市民，如果长久生活在一座城市，总会有一点积累。而一个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之前，他以及他的上一代或几代人，都属于农村，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努力取得的物质积累全留在农村。在城乡倒挂的背景下，他们在农村的积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他们还没有什么保障，难以应对未来的风险。就拿房子来说，绝大多数城里人总有容身之处，可农民工不同，来到城市之初一无所有，更不要提房子，他们融入城市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不久前，有一位经济学家曾对湖北省6个三线城市进行了调研，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有测算称，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共约8万元。这里肯定没有算上住房。当下社会，连城市里的原住市民购买一套房产都很吃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住房问题，显然更难。

农民工融入城市，原始积累从何而来？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放开，他们有了获得财产收入的可能。过去，农民的承包土地，要么自营，要么抛荒，而现在则可以进行资产运作。随着土地股份合作特别是家庭农场的破冰，农村土地逐渐

走向集中经营。对于一些农民来说，他们虽然人在城里，但乡下土地可以租给他人，自己可以从中获取租金收入，这部分收入一定程度上贴补了融入成本。

推进城市化的最大阻力是融入成本，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有大规模农民融入城市。目前出现的土地财产收入，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融入成本问题，但毕竟有所助益。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让农民获得土地红利，应该就不会出现农民不要城市户口的问题。

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这种融入应该是温情而非悲情的。重视并解决融入成本问题，让农民有更好的进城条件，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也才是最容易得到认可的城市化。（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