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北京市属的5家养老院之一，也是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标杆养老院。日前，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第一社会福利院询问床位出租情况，该福利院租床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养老院有1100张床位，但已经有1万多人排队等待，每年大概有50-60个床位会退掉。按1万人的等待数、每年最多60个人的退床数保守估计，现在要预订一个床位，至少要到166年之后才能等到。（9月26日《证券日报》）

老龄化社会加速发展的现实我们已无法回避。人口结构上高龄化、少子化、空巢化的加速发展态势,更与人口高峰、就业高峰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相交织,渗透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银发浪潮”的挑战面前,我国不少地方对应的养老服务却相当乏力。

为了解决养老院短缺的现状，今年6月，民政部公开向社会征求《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意见。按照两个《办法》，养老机构开设床位数限制将大大降低，凡有10张以上能够为老年人提供食宿的床位，即可申请设立养老机构。从表面看，随着两个《办法》的实施，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养老机构数量的做法，暂时满足社会养老需求。但现在的问题是，老人们需要的是优质养老，他们期盼幸福“生活”着而不是凑活“生存”着。

因此，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这样收费适中、条件较好，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标杆养老院”老人们很向往，可实际提供的床位数远远少于公众的需求，甚至需要等上166年之久；另一方面，那些虽然具备较好条件但收费颇高的“贵族型”养老院，或者收费低廉但设施落后难以提供良好服务的民办养老院，却又少有人问津，床位空置率很高。

从本质上看，养老服务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任何公共产品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免费午餐”特征，而市场是没有免费午餐的。我国的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结果也说明，完全依靠市场来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是行不通的。养老问题不论到哪一天，都是政府的责任：没有良好的制度是政府的责任，没有物质保障是政府的责任，没有良好的政策引导也是政府的责任。换言之，不论养老服务由谁来提供，都必须以政府作为强大后盾，政府的主导角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优质养老166年太久，需要只争朝夕。作为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大对现有公办养老院的投入，进行升级改造，打造更多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普惠性养老院，让越来越多的养老院成为“标杆养老院”；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通过财政兜底、政策引导和加强监管，促进民办养老机构为老人提供更加完善和人性化的服务，推出更多生命质量和生活品质并重的养老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