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渑池某中学于9月底月考前召开了全体高一学生大会，对学生诚信考试提出了特别要求，其中一条为“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但仍有部分学生置若罔闻携带手机进入考场，首次月考就收缴了手机34部。为起到警示作用，考试结束后，在学生和家长参与的情况下，学校对违纪携带的手机予以当场销毁。（10月9日《大河报》）

为教育学生诚信考试，各地都挖空心思想出了不少“怪招”，比如，今年吉林高考就要求女生的文胸换成背心，避免被安检仪器拒之门外。在笔者看来，这些都不是最好的诚信教育方式。以集中销毁违纪手机为例，学校的行为不仅涉嫌损坏公私财物，而且也很难体现出诚信教育的成效，相反用这种违法侵权的方式教育学生，何谈培养将来遵纪守法的诚信公民？

笔者是上个世纪末参加高考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先进的监考设备，但几乎没有考生作弊。在平常学校组织的考试中，大家也多是以诚信交出自己的答卷。所以说，考试监管的严厉程度与舞弊发生率的发生并不必然成正关联。从另一角度看，再先进、再严厉的监管举措，起到的作用都不过是“亡羊补牢”，而不是“未雨绸缪”。如果把学生的诚信考试寄希望于集中销毁手机的威慑力上，最终只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事实上，各种考试舞弊背后暴露的是诚信教育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的低成本。如何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美国的一些做法或许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在美国，孩子入学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诚信教育课，此后，学校管理者还会想尽办法不断给学生灌输这一理念，使诚信观念扎根于学生内心。每名学生都有学业诚信档案，如果曾经有作弊或者抄袭的污点，今后找工作就悬了。可见，在一个注重诚信，又有各种手段了解你的诚信记录的社会，欺骗是得不偿失的。

反观我国的学校和家庭的诚信教育，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用起来不要”，特别是在赋予太多太重功能的各种考试中，与诚信考试的考生相比，作弊者无疑占领了获胜和获利的先机。而且，与作弊涉险过关的获利相比，偶尔失手付出的代价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因如此，可以断言，尽管学校对违纪手机进行集中销毁，但依然难以阻止学生变着法子另辟作弊的蹊径。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学校集中销毁违纪手机的苦衷和无奈，但此举的确不是最好的诚信教育。试想，如果诚信教育能从小抓起，嵌进孩子的身体里，融进他们的血液中；如果每名考生都知道作弊将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能因为考试的“小事”而耽误了未来的“大事”，那么，就会视诚信考试为正常、视作弊获利为耻辱，就会将诚信做人做事当作安身立命之本，这显然比集中销毁手机的做法来得管用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