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滨州学院上演了一场采集学生DNA大行动，5000多名本科男生需要全部采血验DNA。如此大规模的DNA采样行动，滨城区公安分局的解释是：为了侦破一系列宿舍盗窃案。（10月13日《渤海早报》）

为了侦破一系列宿舍盗窃案，就要动用五千多名学生采血验DNA，这样的办案手法先不说高明与否，起码有点“土豪”气质。对于这样粗放的办案手法，当地公安局还给出了看似合理的法律支撑——《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等生物样本。”按这种说法，该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无缘无故就都成了犯罪嫌疑人？按照常理，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一般要先排查，根据监控、调查现场遗留物、现场提取的脚印等信息，通过对比和排除，逐渐将范围缩小至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然而，在进行这些步骤前，当地警方便通通把五千多人定性为犯罪嫌疑人，如此办案不知警方是否在偷懒？而且，按查验一人DNA的最低成本100元来算，5000人也至少得花50万元，而且花的又都是纳税人的钱，这般做法未免有些鲁莽？下次，在当地公安机关再如此大规模验DNA之前，可否先回答这一行动的程序合法性、合理性？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有下次。

另外，公安机关从血液样本中获取学生DNA个人信息，这一过程还可能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因为科技的发达，通过DNA检测将能获得大量的个人信息，五千多名学生被验DNA后，涉及个人隐私的DNA信息将如何处置，是否能被真正保密成为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对DNA信息的保护基本上都是以人格权的角度来考虑的，并有一系列的立法来保护。相反，我国在法律上对DNA信息的保护十分不足。

由此可见，这类在刑侦过程对个人隐私问题，以及公安刑侦手段的无序、粗放、懒惰，亟须相关监督问责机制来约束，只有通过用立法来约束办案中的公权力，才能让法治走上程序化、合理化的道路；杜绝权力的肆意滥用，才能保证民众的隐私在刑侦过程中不被侵犯。

（雅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