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在接受采访时称，为解决城市居民素质的问题，“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他还认为：这个考试分为几项，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试、法律知识的考试、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10月15日《北京晚报》)

通读报道，文国玮的思路和观点，满是所谓“精英意识”主导下的洁癖思维———如果用网友通俗的说法，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城市居民素质、防止城市农村化，方法和途径很多，但具体到文国玮这里，竟变成粗暴的“过筛子”。

简单分析不难发现，这样的“精英洁癖”思维并不鲜见。此前，北京市某区一位人大代表，便有“北京本来就不是谁想来就来的”的惊人之语；去年10月，为反对异地高考，有京籍家长更是给出了“外籍孩子素质极差，打架斗殴带坏了本地小孩”的说法。

身为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原本应该明白，不管是城镇化进程，还是城市发展本身，本就有优胜劣汰的自我调适功能。且不说所有在北京市工作、奋斗的人，都在为北京市的发展奉献力量、做贡献，文国玮所称的农村人在北京乱跑、挤满了北京市的医院等“有碍观瞻”行为，绝对不是没事找事故意添乱。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正是因为工作、竞争、买房等现实压力，近年来不少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对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而言，遗忘或者说是忽视了城市的自我调适功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与此同时，面对人口膨胀的压力，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不少城市，近年来已经在学历、年限等层面，设置了“入户”门槛。外来人口要想落户大城市，已经在进行着方方面面、条条框框的“考试”，接受着事无巨细的公共管理。但为什么到了文国玮这里，北京市的城市管理就成了不设限的“闸门”呢？无视既有的公共管理，无视既有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门槛设定，反而更要在文化程度、法律知识、工作能力等层面筛选“真正的北京人”，这到底是为城镇化发展建言，还是为既得利益者代言？

所以，言称“落户北京应考试”，难免让人认为是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自我保护”。还以教育公平为例，10月15日上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相关报告中称，“经过多年努力，东中西部高考录取率差距已经不大，但总的来说，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偏低。”由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比例偏低的事实，不能比让人想到俞洪敏“北京大学不能成为‘北京人大学’”的观点。在他看来，“全国重点大学在各省区市之间录取率差异巨大，严重损害了高考公平。”而不得不说，同一个国度内、同为纳税人，户籍藩篱本就是非常态的存在；既得利益者享受的优势资源和福利，并不代表一直都有继续享用的正当性。读大学是这样，进出城市亦是这样。

驳倒“落户北京应考试”这样的观点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精英洁癖思维，对城镇化推进的误导和戕害。以此观之，文国玮的观点更是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面对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提高城市居民素质的问题，从制度设计者到现实执行者，如何未雨绸缪、做足准备？再比如，文国玮提到的“北上广的医疗资源应该辐射地方”，以及俞洪敏提到的“北京大学不能成为‘北京人大学’”———公共资源城乡、地区、人群间更优配置问题，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兼顾？

“落户北京应考试”的精英洁癖，大可一笑了之，如此这般的现实问题，却需要条分缕析逐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