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等四部门出台意见，对性侵幼女、校园性侵等行为“从严惩治、从严执法”：与12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明知幼女被强迫卖淫仍发生性关系者，均以强奸罪论处；公务人员、教师等性侵幼女的加重处罚。（新华网）

新闻发布后，引起社会各界的舆论声，特别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性侵幼女的从重处罚这条意见颇有争议。尽管司法解释目的旨在更全面的保护女童的人身权利，从严整治，然而司法解释将“官”与“民”区分开，实属不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对犯罪主体要求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都属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财产权，换言之，职务犯罪并非所有人都能构成所构成。性侵犯则不同，对犯罪构成主体并无要求，但在犯罪结果中俨然又将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列出，试问，保护女童，为何要将“官”与“民”区分开？

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法律解释方法，所以免不了的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出台后人们玩起“文字游戏”，各种解释与理解铺天盖地而来。尽管有关部门出面澄清，解释并非将“官”“民”区分开，而是在对待同种行为上，更严厉打击公务人员，因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犯法除知法犯法外，同时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形象还包括政府的公信力。然而与此同时云南某一官员强奸4岁幼女案获刑5年，群众认为判决太轻有包庇官员的嫌疑，该案的判决似乎又与解释目的背道而驰从而引起极大民愤。

笔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侵害幼女从重处罚这一解释略显多余。第一，性侵害犯罪对主体并无特殊要求，与其他的“身份犯”并不相同，将公务人员犯此罪的处罚结果从重略显突兀；第二，不管是“官”是“民”,性侵犯幼女的在《刑法》第236条的相关规定已经表示严厉处罚，有重复解释的嫌疑。

需要加这么多前置性条件来做出解释，只能说明法律条文本身还存在巨大的漏洞，若一部法律的出台引起的争议较大，那是否该考虑解释不合理？其实，司法若能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无需从重。保护幼童权利事关重大，或许司法实践过程中，少一些事后追究问责，多一些提前预防控制；少一些包庇纵容，多一些公平公正；少一些不管或乱管，多一些正确引导，给予孩子们最大限度的保护，给予“黑手”们最低限度的容忍，才能让光明照亮性侵幼童的死角，斩断那只罪恶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