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

既缺乏对借债项目的科学评估，又无需对借债负法人之责，在这种情况下，不计风险的借债事实上对地方官员起着激励机制的作用。

地方债是中国经济的潜在隐患，甚至被一些人视作经济的“定时炸弹”。媒体调查发现，地方债务的增长既有被动举债的压力，也有主动举债的动力，甚至还催生一个怪现象：欠债越多的地方，官员提拔越快。

合理借债，盈利还钱的施政思路并没有大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合理借债以及政府应该如何与资本同行。恰恰在这两点上，存在许多迷思。一方面，合理借债缺乏实际操作标准。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决定了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标准。另一方面，过去由于发展经济的急迫性，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较深。但是，这种参与主要是以行政意志主导市场的方式进行，而很少建立起遵守市场规则的行政边界。因此，对借债的多寡是否会影响地方政府信誉，是否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少有考量。

此外，尽管随着GDP多年的高速增长，唯GDP论的政绩观已经遭到诸多质疑，并在事实上处于矫正状态，但是，能够全面、真实考核地方官员的新机制还没有搭建起来。地方GDP数据，仍然是官员提拔的主要考量。另一方面，大兴土木、改天换地作为显眼的外部表征，最能彰显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成为许多地方官员的习惯性施政诉求。

既缺乏对借债项目的科学评估，又无需对借债负法人之责，在这种情况下，不计风险的借债事实上对地方官员起着激励机制的作用。欠债越多的地方官员提拔越快，便是明证。无论从地方政府应该保持的公信力看，还是从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得到控制的角度看，“越借债越易提拔”的现象必须纠正。

首先，是推进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财权小而事权大，是地方政府借重举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那些表面文章式的短平快项目外，更多的地方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灾后重建、改善民生等方面。不少财政来源不稳定的地方政府因此陷入财政恶性循环。推进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统一，也正是十八大以来明确的政策方向。

其次，是强化对地方官员任期的综合考核。考核既应该是针对廉政情况的，也应该针对其借债决策。重大项目应该在决策者任内完成才能转任，否则，无法克服“短期政绩观”。

再次，应该将政绩观的系统优化尽早列入议事日程，以此改变地方官员的施政考量，将民生和经济安全列为主要方向。这既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不再出现怪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