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境内管护的公路只有110公里，在这一百多公里的路上，执法的人员竟高达200人，简单的说，就是两个人管一公里，财政无法承担全部费用，这两百人就只能是靠路吃路，上路罚款。在河南、江苏等地，我们的《经济半小时》记者亲眼目睹了运管、路政人员各种随心所欲的执法方式，闭着眼睛开罚单，抢夺司机车辆罚款，和近两年的报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1月2日南国早报）

这样的新闻已经让人审丑疲劳。但类似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电视镜头里、电台新闻里和报纸版面上，也就有理说明，从1994年国务院发文件治理乱收费、乱罚款等公路“三乱”以来，近20年时间过去了，治理公路“三乱”的不说没有阶段性效果，起码没有长久效应，令人深思。

现在的问题是，国家下决心治理公路“三乱”，有关职能部门也不遗余力查处公路“三乱”，媒体也随时关注和曝光公路“三乱”，但像公路“三乱”这样的“执罚经济”，确如打不死的“小强”，顽强存在，而且打压一阵，风声过后又依旧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呢？

揆诸现实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公路“三乱”等“执罚经济”情况严重泛滥的地方，一是贫穷地区，二是基层机构，三是人员超编严重的部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呢？一方面，在贫困地区和基层部门，由于经济欠发达，没有较好的工矿企业留用和吸收劳动人员，导致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剩余劳动力要生活、要工作，机关事业单位就成为一个承接的出口。于是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事业单位，尤其是有一些执法权、能够创收的基层执法部门，比如交警、路政等部门，导致这些部门人员严重超编。另一方，作为国家机构，都是有一定编制和人数限制，财政拨付的人员经费有限，而大批超编人员的福利待遇却没有保障，这为有关单位埋下了极不稳定的因素，同时，这些不稳定因素也随时威胁着地方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鉴于此，一些地方稳了稳定，就连一些部门的“一把手”及班子成员人事安排时，就考虑了一个重要因素：挣钱保福利安定超编人员人心。但作为地方政府执法部门，自己本身不能生产和搞服务，创不了直接经济效益，就只能在执法罚款上想办法。于是，便有了汹涌的“执法经济”和执罚任务，依靠执法罚款返还（或变相拨付经费）维系超编人员福利。而在一些严重超编部门，超编情况愈来愈大的情况下，这种执法罚款的任务和压力就会愈大，“执法经济”就会脱去一些必要的执法程序外衣，演变成赤裸裸的“执罚经济”。

比如此次曝光的河南周口市梁园区交通系统，竟然有高达6500名员工，而作为一个贫困县级的公路管理部门，即便所谓的管理任务重，这样的员工规模也是无法让人想象的，合理估计超编规模应该在十倍以上。但即便如此，该局还有100多人等待进入。由此可见，该局筹集发工资的任务难度可想而知，赤裸裸推行“执罚经济”也就在可想象之中。

固然，过去我们一谈起治理公路“三乱”等“执法经济”和“执罚经济”的问题，就能找出很多原因，如法制观念不强、执法程序欠妥、谋取私利等等。但今天，由周口市梁园区交通执法部门的执法乱为可以看出，人员严重超编、自筹资金发员工福利当是最主要原因，也是最根本压力与动力。

这也就告诉我们，要有效遏止类似于公路“三乱”等“执法经济”和“执罚经济”，曝光、严管严处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一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敢于冒违法执法的根源，即为严重超编人员筹措福利资金入手。也就是说，只有从裁汰冗员入手，严控各地各部门超编人员进出，卸掉这些部门和人员推行“执法经济”的动力和压力，“执罚经济”才可能有效消退乃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