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近日公共话题榜的不二“头条”。《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也意味着，在我国存在了55年的劳教制度，终于走向寿终正寝。

关于劳教存废，社会扰攘多时。基于“唐慧案”“任建宇案”的负面指涉，对异化的劳教制度，舆论颇多诟病。在今年年初，从相关政策蕴含的“改革”“调整”“暂停”等词眼中，也窥探到劳教制度或有变动的风向。而今，改革清单中的“废除”表述，终于一锤定音。

劳教被废止，委实快慰人心。有媒体就认为，它是人权司法保障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法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坊间疾呼”到“政策层面的探讨”，再到切实废除，它的确来之不易，也是法治进步的“可贵增量”。

劳教之所以被攻瑕索垢，说到底，问题不在制度设计初衷上，而在于它的“跑偏”。它设立之初，是为了弥合严重违法、犯罪对应惩罚的“格差”，实现严密衔接。遗憾的是，对其规范性的立法迟迟不彰，劳教被滥用现象也极为严重。

因劳教的制度定性是“行政处罚”，且缺乏程序上的规约，其裁量弹性空间很大。在现实中，有些地方为了稳控需要，肆无忌惮地扩大劳教适用范围，致使它成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外衣。久而久之，劳教也成了个“筐”，从吸毒、卖淫嫖娼到网上发帖、上访维权等，都可能囊括在内。

当背离司法谦抑的权力扩张成依撑，劳教病变，无可避免。虽然说，对劳教的沉疴，公众未必有“内行判断”，可在典型个案的症结导向下，它已成滥权象征，引起民怨沸腾，也是必然。毕竟，循守法治，才能让每个人远离“莫须有”式的劳教惩治，才能避免自危心态的泛化。

权力不被羁束，劳教就成了侵权利器。在此情境下，如何从权力制衡着手，兼顾“惩治违法犯罪”与“规避打击面扩大”的平衡，也就成了不可被忘忽的改革议题。

据了解，从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获批伊始，到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至后来，劳教立法都被遗忘或被回避。劳教如今“臭名昭著”，跟规范措施的匮乏不无关系。

而如今，劳教制度已遭废除，但《决定》并非只“破”不“立”——“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就指向了对废止劳教后的制度补位，意在通过替代性的制度设置，来祛除“半吊子”改革的痼疾惯性，为保障基本人身权益提供更坚实的支点。

社区矫治，在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间构筑起“缓冲地带”，它能以柔性治理，克服公共管理中的顽疾，实现对部分治安难题的良序治理。对之进行立法保障，很有必要。毕竟，光废除劳教，也只是良序治理的开头，唯有“立”起新制度，才能应对“窟窿难堵”的局面。

当然，正如不少人担心的，劳教可废，劳教思维难去，今后会否借着某些“口袋罪”还魂还难说。消弭这些质疑，亟需将权力运作纳入法治框架下。至于“废止劳教能否动摇现有劳教决定的效力”等问题，也需要法律廓清与权威说明。

废止劳教的外延，应是法治补全，为公共治理和个体权益筑立屏障。而法治补缺，也是对劳教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好揖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