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引发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往往由执法机关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造成。鉴于此，我国将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人员，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上述内容。

合同工、临时工，将被调离行政执法岗位。与此“新信号”遥相呼应，很多城市早已对该群体的权责范围一再收紧。今年6月起，广州强化对行政执法主体合法性审查，“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几乎与此同时，南京也出台通知，宣布全面清理行政机关编外人员……由此不难看出，将合同工、临时工与执法行为相剥离，弱化其权限和现实影响，实则有着前后连续的逻辑一致性。

众所周知，临时工仅有协助的权利，而无独立的执法、处罚权——此一局面为既有规则体系所确认，本无须用新增的“规定”加以重申。然而，《决定》辅导读本所披露的最新表述，显然不止是“复述已有规章”那么简单。它所呈现的，乃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切割：不再是如过往一般，宣称“将临时工局限于巡查、发现和劝阻等非执法行为内”，而是索性采取全面调离的方式，从而根本上避免临时工染指执法的风险。

将合同工、临时工排除于执法岗位之外，既是基于执法队伍专业化、规范化的考量，也体现了对法律至上原则的尊重。常识是，任何行政执法行为，都必须在获得法律授权之后，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开展。惟其如此，才可最大限度压缩行政机构的履职随意性，并使之成为建构社会良序的可靠一环。事实上，过去不少地方“用临时工执法”的举动，实则是某些职能部门，超越刚性的法律约束，只为一己之便就擅自行事。

提高执法岗位的准入门槛，加强执法人员的资格审查，乃至决定“将合同工、临时工调离行政执法岗位”，这一系列举动表明，行政机构不断自我修正，以求在既有规则架构内，谋求自身行为的合法化……无论其最初动机是出于自觉自律，抑或纯粹是为压力所迫，但最终效果确乎是一定的。也即，社会治理系统内部，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协调——纸面的法律，与现实层面的执法实践，不再处于一种堂而皇之的矛盾状态中。

日常的社会管理，到底是以预设的、普适的法律条款为准，还是任由行政机构依现实需要、实际判断便宜行事？这，终究是一件关系甚大的事情。从针对临时工、合同工的一揽子纠偏措施表明，职能部门正改变一贯信奉的功用主义立场，直至逐步回归到“法律至上”的正态秩序之内。

然玉（重庆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