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京籍孩想在京读小学竟要不同部门的5个证明，差一件都不行。因辛辛苦苦从老家开回的证明“不合格”，山东母亲曹某想办假证把儿子送进学校，不料被抓。昨日，曹某受审。（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

为儿在京上学，母亲办了假证，并当庭流泪认罪。尽管初衷为孩子好，但母亲触犯法律却非儿戏。缺一不可的“5个证明”，也让户籍制度弊端的平静之湖再泛波澜。

目前，网络上对此的舆论至少存在两种声音，一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谁犯法都无例外；一边是该母亲之举也是不得已为之，值得同情。我认为，这两种声音并非对立，且完全可以结合。

法律的事就归法律，法律外的事就在法律外解决。这让人想起历史上著名的“亨里奇案”，其作为“最高良知准则”案例广为流传。1992年2月，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翻墙青年。律师辩称其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有罪，但打不准无罪。作为心智健全者，此时此刻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抬高一厘米”使法律和良知碰撞出火花，也让人性的柔软得以绽放。对办假证的母亲，法律的“枪口”也有必要“抬高一厘米”，即在被法律合理审判的前提下，对其施以“因制度弊端而为之”的理解和宽容。毕竟，长期以来，因传统户籍制度拘囿，户口成了限制外来务工人员扎根城市的高墙，他们身在城市，却享受不到相应待遇，只能守着“外来者”的身份，羡慕着城市人享受各种福利。

其实，母亲为孩子上学办假证，虽违了法，却也多少和户籍弊端有不可分的关联。当前，我国的每座城市都接纳了很多外来人员，他们早已成为产业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为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流泪流汗。每座城市的建设成果中，都浸透着他们的辛苦付出和巨大贡献。可以说，改革户籍制度，扫除羁绊外来务工人员和子女的樊篱，让他们堂堂正正的作为“本市人”，享受同“土著”居民同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统筹、退伍安置、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待遇，让他们及子女在合理平等中找到归属感，不仅体现了出于人性温暖的保护、关怀和尊重，更是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之需。

如今，国家深化改革正酣。在众多亟待改革的领域中，与民生关系紧密的户籍制度已成民众期望新一轮改革中，必须啃下的一块“硬骨头”。一线城市本就人满为患，假设外来务工人员络绎不绝，造成一线城市的拥挤不堪，这对城市发展没有好处；同时，实现均衡合理的公共服务，需要地方政府支出巨大的财政投入。因此，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需把握时机，逐步推进。

改革之路无坦途，但是，艰难推进之中，并不妨碍我们探讨事件的意义。母亲办假证一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制度的潜在弊端，照出法律的内外光景，于法于情都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理解，值得我们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