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提交了“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礼仪规定，明确退休官员待遇”的提案，建议对离任国家领导人的礼仪规定应该明确而细致。日前，这个提案得到答复，提案承办单位在答复函中称，正在对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进行修订，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待遇规定也正在研究修订。

明确党政干部的生活待遇，有重要现实意义。干部待遇，譬如办公用房、公车、秘书如何配备，公务接待相应有怎样的规格，等等，涉及到一份政治职业的体面问题，影响着党和政府以及国家的形象，同时，又属于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点关注对象。总之，这是一个既充满技术复杂性、又有着政治严肃性的问题。惟其如此，让党政干部的生活待遇明确和规范起来，必须是最根本的前提。

当然，我国不乏这方面的规定。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出台，从各方面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做出了具体规定。1998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下发若干文件，对离退休领导干部待遇做出规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一些未曾预见的干部“待遇”形式不断出现，超出了原有的一些规范。尤其是，干部待遇一直以来充满神秘感，缺乏透明度，不便于反腐监督的开展，以至于待遇超标成为一种现象。

规范待遇不是一律谈压缩、削减。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给官员量身定制一套匹配的待遇体系，都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官员，尤其是高级干部、国家领导人，首先是从事着一份体面的政治职业，相应的待遇配备，也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基本形象。政治的严肃性，也往往以什么样的待遇、规格，体现为一种礼仪，正如各国对来访者的接待，从国家元首依次往下，要设置不同的规格，这种外交待遇就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礼仪。现代政治中，我们既不可能劝导官员以穿补丁衣服来表演廉洁，也更要警惕官员的待遇失去规范，失去监督，成为腐败的形式。也就是说，要让官员待遇回归应有的政治属性，既不能太“寒酸”，也不能神秘化、特权化。

官员待遇失去严格规范，带来的后果很值得警惕，现在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一些官员把待遇看作权力威严的体现，不是看实际需要什么待遇，而是看能否衬托权力感，不仅在意待遇是否达标，还要看规格、风头有没有被比下去。有形的待遇在超标，无形的待遇也就跟着起来，各种特殊供给物不断出现，好像总有些享受注定只能成为身份享受、权力享受。特权化、神秘化之下，就连符合国家规范的正常待遇，也慢慢被公众视为特权享受，严重败坏了作风，也污染了社会风气。

特权色彩，撕裂了人心，制造了对立，这是官员待遇制度亟须规避的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体现了中央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的决心。把官员待遇明确规范起来，使之正常化、规范化，就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 本报评论员 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