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在我的印象中，惯常的两方面内容会占去报纸不少版面，一为春运，一为讨薪。春运报道的刚性，在于春节的价值在国人心目中的不可易移；讨薪呢，坦白讲，是我时常闹不明白的一件事。

照说按劳取酬，有如借钱还钱、杀人偿命一样的天经地义，可就是这件根本不成问题的事情，现在却成了大问题。太远的无从说了。据称我国具有标志性的“掀起清理欠薪风暴”始自2003年，那一年，一位走投无路的重庆农妇向总理求助讨薪，借助国家领导人的伟力，农妇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劳动报酬，全国性的“风暴”也随即掀起。继而在次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按说十年过去，讨薪现象不说销声匿迹，也该呈急速衰减之势。然而放眼四处，千辛万苦、千奇百怪的农民工讨薪悲剧仍在不断上演，其中甚至不乏人性扭曲、恶意设局坑骗农民工的事件发生。眼下，不少媒体都开辟了“讨薪直通车”一类的专栏，也让我们知晓了公安、法院、工会、律师、自愿者、法律援助等机构和个人的努力及无奈。

当然，讨薪成功的故事也每每见诸报端。惯常的报道路数，无非是拿到养命钱的讨薪者对援助机构和个人的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在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媒体人的潜意识里，拿到钱就是一切，而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其讨薪过程中尊严的丧失则完全无须提及。

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说到自己留学美国伯克利大学不久后的一件事：一天早上他上完一节课后，准备去另一个教室上第二节课，发现走廊上竟然有一张床在缓缓移动——那其实是一个没有四肢的残疾人的轮椅，此刻，那残疾人是用嘴控制轮椅上的几个开关让自己行走。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去帮他一把。赖声川正想上前搭一把手，却被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拦住了。同学的解释是，这个城市明文规定：每条街道的人行道和建筑大门的台阶旁必须修建斜坡，以方便残障人士的轮椅出入；歧视残疾人员者将面临严重罚款。这就意味着，所有人，不管他缺失了什么，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赖声川这才意识到，自己脑子里始终只印着“残疾”二字，而恰恰忽视了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也应与自己享有同样的尊严。

如果我们深入审视长久存在的欠薪讨薪现象，就会发现，我们的相关机构或个人及至整个社会，关心的仅仅是讨薪者应得酬劳的落袋为安，而对他们享有尊严的状况基本视而不见。我们不能想象国家公务员、国企员工们处于欠薪讨薪的窘境，正因为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关乎国家的脸面。其实打工者又何尝与他们有所区别。当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他们以日日辛劳换来城市人的称心如意时，年年上演的讨薪早就该刺痛我们的心。

我在这里不能为欠薪讨薪提供什么良方妙策，那应是政府考虑的事情。但我坚信，当整个社会都能意识到弱势者们的尊严其实关乎国家的脸面时，离此顽症的治愈大概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