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广州市纪委将严查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现象。20日，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表示：“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管理对象、服务对象的钱物，哪怕是一分钱的红包，都是违规”。此外，他们还将对节俭、务实过节的情况开展监督检察，对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现象进行监察。（月21日，中国广播网）

年关，更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关、权力关、作风关。从已查办的案件情况来看，利用民俗习惯和过年过节收受“红包”，已经异化为一些贪官聚敛钱财的重要途径。这既破坏社会风气，又违反党纪国法。而广东人称过年发红包为“利是”，这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习俗，预示着来年大吉大利、好运连连。当然，作为亲朋好友间传递感情的媒介，走亲访友时有所表示未尝不可，只要适度就好。

但是，“利是”的运行边界必须在碰到权属利益关系时嘎然而止。就像广州市纪委所要求的，“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管理对象、服务对象的钱物，哪怕是一分钱的红包，都是违规。”换句说，哪怕只有一分钱，只要是红包，坚决不能收，这应该是一条带电的“高压线”，不得触摸。

其实，一些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对于给领导干部送礼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心里清楚的很。那么，面对党纪国法，面对各级的三令五申，他们为什么仍然要千方百计地开顶风船呢？这里固然有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投资心态作祟。但是，害怕被领导惦记着，日后给自己添麻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贪官们皆有这样一个特点，“谁送礼了记不住，不送礼的记得很牢。”如果别人都在送，自己不送早晚是病。

因玩忽职守罪、受贿罪而受到刑罚的原山东省庆云县税务局税分局副局长李保强，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说过一段话，很是耐人寻味。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对老板朋友送来的东西我感到不踏实，甚至有些惊恐不安，担心被人知道会落个“腐败分子”的坏名声，砸了自己的饭碗。于是，我推却、拒收。但是，老板们有的是计谋，他们变着法子把钱物留下来。收下那些东西后，我没有看到周围有异样的眼光，于是心里坦然了。后来，我对他们送钱送物慢慢习惯了，都欣然接受。再后来，我对给我送东西的人记不准了，对不送东西的人却记得很牢。”

尽管李保强在贪官中是绝对的小巫见大巫，但其敛财心理是相同的，即“谁送礼了记不住，不送礼的记得很牢。”也就是说，你送礼我收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给我送礼反倒是不正常的事，我将牢记不忘。这样看来，领导要报答送礼的，也要整治不送礼的，这也是导致送礼者屡禁难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官员收礼的心态，反映了其极端扭曲的道德观和权力观。遏制领导干部利用年节收受“红包”现象，需要“当官打送礼”的，更需要用制度的笼子管住官员的权力，只有官员根本无法利用手中权力随意谋取个人私利时，其自然会注意检点和约束自身行为，前来烧香拜佛的也就寥寥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