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啃族”对农村的物质供给和赡养,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缺位的公共财政承担责任、行使职责

80后刘小萍的月薪无法支持家里建房子,转行去沐足阁做技师。房子建起了,她的手也变得粗糙、关节肿大变形了。“为了给父母一栋养老房,可以说毁了我的人生。”与“啃老族”不一样,这类过度负重的人群被称为“老啃族”。(据南风窗报道)

“老啃族”,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老啃族”有着城里人未经历的故事和难以理解的心结。他们通过上大学、打工等方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轨道,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并不是一段充满玫瑰色想象的浪漫历程,相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是沉重的往事:为了供子女上大学,贫苦的农民父母穷尽一生积蓄,东借西挪,或者举家族之力才勉强凑足学费,甚至被迫做出其他牺牲,比如适龄的兄弟姐妹放弃上学,外出打工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当寄托着家庭甚至家族希望的大学生们毕业并在城市工作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向家庭“还债”的问题。

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还债”和反哺,往往首先是道义上的,然后才是法律、契约意义上的。它充满了温情和道德感,以致年轻人很难理性地正视,遑论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拒绝。

实际上,沉重的道德和经济负担,不应该完全由“老啃族”——这些并不算强大的个体来承担。往往被忽视的是,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其实还有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

长期以来,“老啃族”对农村的物质供给和赡养,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缺位的公共财政承担责任、行使职责。换言之,这些由农民子女还的“债”,其实是公共财政欠下来的。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和农村是贫穷代名词。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服务工业和城市,许多农村却陷入凋敝。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有了增长,但并没有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至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也曾长期没有顾及农民。

当城市老人享受由公共财政兜底买单的退休金、社保时,农村里年迈的父母们,要么仍和他们的长辈一样,按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由子女赡养,要么把求助的手伸向远在城市谋生的子女们。只有极少数孤寡的农村老人,才可能享受到公共养老院的供养。

现如今,情况正在好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上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还将对中西部等地区给予更多补助。虽然农村长期存在的“负福利”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但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老啃族”现象应有望得到逐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