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民倒地也让很多部门束手无策，这难道还不是公共管理的耻辱吗？那么，现在，谁应对死在地铁口的公民负责？

扶老人是一个让人纠结的事儿，扶不扶青年人，这似乎也是一件让人纠结的事儿。在深圳，35岁外企女经理梁娅倒下后有发出求救动作。然而，没有人扶，也没有人给她盖件衣服，保持同一姿态约50分钟后，梁娅躺在冰冷地上停止了呼吸。

如此非正常死亡令人痛惋，网上也掀起“扶不扶”的道德质疑。或许，过度纠缠于“扶不扶”的讨论，对道德很可能形成反面导向。对待这类事件，更应该围绕具体细节，通过寻找每一次社会公共救助的缺口和漏洞，来构建起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至于道德修补，更多也只能靠每一个细节行动来支撑。

那么，现在就关注从梁娅倒下到被发现死亡这50分钟，到底有哪些问题漏洞，让这样年轻的生命没能被合理及时抢救。根据监控录像，事发地在人流密集的地铁口，有公共服务人员，在这样情境之下，很多人未施援手可能会与缺少相关意识，缺乏急救常识有关，而不是害怕被“赖上”。

值得注意的是，地铁工作人员接到乘客报告后，先后向运营管理办公室、公安局以及120等相关部门请求支援。然而，地铁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并没有将梁娅扶起来，也没有采取急救措施。地铁站作为一个可能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的场所，工作人员难道不应具有急救常识，没有高效的应急救助机制吗?

半个多小时后，民警赶到现场。不过，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一样，仍在一旁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苦等救护车。深圳市急救中心称，他们接到地铁站工作人员的电话是在10点46分，直到11点18分救护车才赶到现场。这些细节都包裹着太多疑问，比如，民警为什么那么晚才赶到现场?他们难道也不具备一定的救助常识?为什么急救中心接到地铁站的电话会那么晚?为什么像110与120之类的社会联动体系仍然还有那么多的断裂地带?

很显然，梁娅死在地铁口没能得到及时救援，不应该再简单指摘公民道德了，而应该拷问公共管理。令人不堪的是，不论是地铁站、民警还是急救中心，现在都一脸无辜，都在阐述自身的尽职尽力。回过头来想想，这些年，关于对公民救助行为的保护，关于城市应急机制的建设，关于公共安全体系的构建，民意都一再表达过强烈吁求，然而，一个公民倒地也让很多部门束手无策，这难道还不是公共管理的耻辱吗?那么，现在，谁应对死在地铁口的公民负责?

本报特约评论员 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