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劳动价值在就医费用里没能体现，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内在症结。与其批评医德缺陷，不如多反思医院体制的功利性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评价医改效果，社会和公众最看重什么？有三条标准可资参考：看病难、看病贵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医患紧张关系是否得到改善；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否真正被调动起来。由此观之，我们离医改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

各种症结，集中体现在大医院。大医院检查多、处方多，看病不易、价格贵；就诊排队长、看病短，等候多、交流少，医患之间易起纷争。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超过70%的三甲医院都发生过暴力伤医的事件。优化调整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医改题中应有之义，医改应充分调动医生积极性。

任何改革都会牵涉改革主体的利益。两会前，我对广州市所有三甲医院进行了调查。2012年，医生账面上平均收入是41077元/年，但实际平均收入（包括劳务、各种补贴等）合计176320元；2013年，账面收入达46042元/年，实际收入提高到19万余元，比社会平均收入高2.8倍到3倍。但是，医生收入中，2012年政府支付仅占23%，2013年为24%，其余收入主要来自医院自身经营。这表明，医生收入水平相对合理而收入来源却不合理。

医生劳动价值在就医费用里没能体现，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内在症结。国际上，医生靠技术吃饭，而国内医生靠卖药、用设备等来生存，公信力自然受到质疑。因此，与其批评医德缺陷，不如多反思医院体制的功利性问题。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另一主因是欠缺沟通。医院要维持运转，必须制订多项业务指标，一个医生在半天内要看五六十个病人，客观上没法与患者多交流。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缺乏沟通就容易造成误解，医患关系怎能不紧张？数据显示，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22.9%。

不合理的收入来源，比如药费差价、分解麻醉手术程序等，正是医改的对象。而这些改革不能离开医生这个主体，抛开医生搞医改必定难以行之久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但目前医生总收入中财政支持不到1/4，公益性没有很好体现，也就难以做到医药分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投入。从2005年到2012年，我国财政对健康事业的投入虽然有较大增加，但还明显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城镇居民医保经费是提高公益性、推动医改的重要抓手，这笔经费需要充分利用。以广州为例，2013年医保结余资金78亿元、累计结余资金480亿元。2012年我国城镇医保累计结余资金高达7644亿元，比当年的城镇医保总收入6939亿元还要多出705亿元，累计结余率110%。如果能更有效使用结余资金，就能更好地提高公立医院公益性。

政府工作报告为医改中存在的困惑和问题指出了方向。凝心聚力在增强公益性上多做文章，我们一定能早日“以中国的方式解决医改这个世界难题”。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报记者邓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