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头自我革命，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所推动。”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公开表白他请辞资深教授的初衷。（3月26日《武汉晚报》）

身体大不如前，有些力不从心，仍享受资深教授的待遇觉得不合理，章开沅教授四辞资深教授，“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如此珍视荣誉而不恋待遇，无疑凸显出学者令人敬畏的襟怀和境界，同时也不啻是给改革院士增选和退出机制提供了一种思路。

不辞称谓辞特殊待遇，资深教授章开沅显然有点“傻”，而像他一样“傻”的实际上不乏其人，比如去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意向。所不同的是，前者终于等来了“基本同意”的好声音，而后者则被“硬拉着不放”。

资深教授、院士主动请辞，表现出对荣誉的敬畏和名利的淡泊，无形中给院士制度变革释放了一定的压力，减轻了一定的阻力，这种来自个体难能可贵的自觉、主动姿态，理当受到各方的推崇和珍惜，何以反而都受到官方程度不等的强势挽留？没有退休先例、缺乏制度依据固然是一个方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或是更为关键的因素，说白了就是某个或多个部门基于对院士商业价值、功利开发最大化的需要，令院士欲退而不能。

前年院士大会上，院士制度改革就已提上议事日程，保持院士称号的学术性和荣誉性、不与物质利益挂钩、坚持院士增选工作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等改革思路也已理清。

资深教授、院士的请辞之举，不失为用行动呼应院士改革春天的到来，他们的无私境界也必将成为助推改革成果的重要动力。而有关方面的盛情“挽留”，同时也说明了院士制度去物质化、利益化的必要性，这不但需要依靠制度设计，同样离不开有关方面秉持学术第一、大公无私的境界，真正做到珍视学术，不恋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