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2日，首都图书馆联盟宣告正式成立，与其他文化联盟一样，首都图书馆联盟推出了10项惠民措施，其中受到市民特别关注的是34所北京高校图书馆将向社会开放。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该工作的进展并不乐观，其中曾承诺开放的18所高校图书馆，仍有9所完全不对外开放。（4月24日《北京青年报》）

人们常常说高校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学校的资源设施呈“割据式拥有”，一般情况下，校外的人根本无法享用这些资源。据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大学图书馆藏书流通率平均低于40%，个别的不足20%，差不多有将近4亿册图书在“睡觉”，相当于全国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总量，造成极大的馆藏资源、设备及人员的浪费。

高校图书馆将普通市民拒之门外，卡在高校图书馆社会责任的缺失上。我国大学的建设经费虽然来自公共财政，但说到底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的文化和体育设施显然不能关起门来成为学校的私有财产。虽然教育部2002年2月21日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二十一条明确指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但大多数高校为规避公共服务责任，将自己归入“条件不成熟”和“不可能”的行列。

早在17世纪，著名的德国图书馆学家诺德就提出，“图书馆不应只为特殊阶层服务，应该向一切愿意来图书馆学习的人开放。”而西方一些国家的高校图书馆，一直以来都重视社会化职能，而且这种社会化服务还不仅仅是允许借阅这么简单。据悉，在美国举办的图书馆奖（包括高校图书馆）评奖中，获奖图书馆无一例外都要重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许多高校图书馆每年坚持在寒暑假期间举办读书活动，并向当地中小学生开放，借此“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印象”。而耶鲁大学更是树立一个理念：帮助纽黑文成为“人人读书的城市”，从理念到行动，完全成为社会化的图书馆。甚至，耶鲁大学图书馆已经成为游人必须参观的“景点”。人们进入其中，看到里面学生们的孜孜不倦，难免会受到感动，也更有坐下来一起阅读的冲动。

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学图书馆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在保证必要的教学条件，完成必须的教学任务之外，应该有惠及公众，满足间接出资人，也即纳税人需求的义务，这也是大势所趋。就我国而言，大学图书馆要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关键要从三个方面做起。首先，要找准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定位。图书馆资源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学校某一个部门，而是属于国家和社会的；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高校图书馆有责任分担公共图书馆的压力，为附近社区提供部分信息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其次，要提高图书馆管理理念，增强社会服务意识。我国目前使用的是1950年苏联图书馆分类方法，导致高校图书馆形成只为教学科研提供服务的落后观念，随着“资源共享”在大众观念上达成共识，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第三，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高校共建图书馆的模式。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如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与社会签订协议，居民随时可借阅图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完全打破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壁垒。只有这样，大学图书馆才能冲出学校的围墙，推广到所有公共文化服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