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上堵住权力庇护的土壤,让身份证回归本义,而非权力可以上下其手的腐败工具

近日,多家网站论坛爆料称,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樊红伟有8个身份证。为此,人民网山西频道向山西省公安厅核实此事,该厅治安总队总队长李树田称,此事已引起山西省公安厅领导重视,公安厅纪检部门正介入调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4月23日人民网)

似乎从房嫂开始,“一人多个身份证”的案例正以加速递增的步伐突破人们的某种想象。而这其中更受人关注的是,多个身份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公职人员,也因为此,多个身份证在公众心中,亦正在建立起越来越稳固的腐败联想。一个市级公安局长遭遇有8个身份证的举报,能否成为又一起腐败案件的缘起,或仍待观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由身份证迷局牵出,以此反思其中的腐败“密码”,必然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步。

揆诸全国范围内因有多个身份证而落马的官员,公安局长这一身份并不显得特别突出。此前,有资料可查的有安徽省凤阳县员公安局局长陶勇,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分局局长吴涛等。但作为公民身份证的直接管理部门,公安局长轻松拥有多个身份证,显然又具有更复杂的意味。

事实上,关于公安局长与身份证之间的某种关联,海南省公安厅一位内部人员早已有过这样的“透露”:“没什么难的,市县公安局长、分管副局长签个字就能办理户口。”如果说这是基层公安部门在户籍管理上的真实面貌,那么,一位公安局长拥有多个身份证纵使让外人大感错愕,但以真实的管理生态而论,又未免不是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既然身份证办理存在某种制度上的“洞开”,“受益”的显然就不会止于公安局长。这种猜测,在去年公安部负责人的表态中,就已经得以呼应:要用3年时间彻底解决户口和身份证信息“错、重、假”问题,实现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号码准确性、唯一性、权威性。被公安部出台专门的时间表来予以专项治理,可见其中的问题严重性并非一般。而鉴于多个身份证的受益原则,除了技术上的差错,这其中绝大部分如房嫂事件所揭示的,恐怕都与腐败有着多重关联。此次被举报的樊红伟,就是指利用多个身份证“转移这些赃款”。以此而言,辨析“一人多证”上的“腐败信息”,未尝不是当下反腐工作一个不可忽视的切口。

如果说户籍信息管理上的某种监管缺失与制度漏洞,为“多个身份证”的出炉提供了源头上的便利,那么官员的多个身份证要想行瞒天过海之效,就定然还需要权力的庇护。被举报多年的樊红伟,为何恰好在此时进入公众视线,并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重视,时机上让人玩味——源自举报者的话称,樊曾酒后吐真言,称花钱摆平了前某高官,“没人能扳倒他”。在后者刚被中纪委双规之际,关于樊的举报终于成行,这之中所隐约显示的某种权力保护色彩,或许更令人想象。

可见,类似8个身份证的身份迷局能够成功上演,当事人所倚仗的绝非仅仅是身份证办理上的制度漏洞,而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庇护。这种庇护体系的存在,显然比单一的身份证信息漏洞要严重得多。让制度失范后的民众监督失去了本来的力量,腐败得以走得更远,身份证办理漏洞的纠偏得以继续推延。

洞悉多个身份证背后的腐败信息就可知,要终结身份证的迷失,诚然需要相关部门对于办理程序的制度性修复,更需要从源头上堵住权力庇护的土壤,让身份证回归本义,而非权力可以上下其手的腐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