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决定从2014年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央行此次的降准举措显然是对国务院4月16日常务会议相关决议内容的回应，但却仍未完全解答市场上有关为何要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定向降准”的疑惑。

正如部分质疑者所指出，若按央行的公告所指，“定向降准”的理由是“与设立在城市的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相比，法人在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涉农贷款比例较高，支农力度更大”，但涉农贷款比例更高且网点分布更为广泛的县域农村信用合作社却为何不在“定向降准”之列？为何农村合作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降准幅度又还有4倍的差异？

正是基于上述质疑，部分人士亦提出，在加大金融支农之外，“定向降准”的深层次意图是为县级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更大金融支持，以避免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本已窘困的县级财政出现违约风险。而之所以将“定向降准”的重心放在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乃是由于县域农信社及农村合作银行更多隶属于省级农信社管理，对县域地方政府有较大独立性，县域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大股东多是当地政府，因此也更容易配合县域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

若上述推测果真是当局意图所在，那么以“定向降准”拯救县级财政的目标，却至少面临两大根本性现实障碍而极难实现。其一便是这类“定向降准”所能释放的资金规模极其有限。按照中金公司今年2月底数据，剔除四个直辖市农商行，我国农商行总存款规模为6．1万亿，农村合作银行总存款规模为1．1万亿元，按照现有降准幅度，所能释放总资金规模为1275亿元。如果考虑到诸多非县域农商行存款规模大于县域农商行平均水平，则县域农商行及农村合作银行所能实际释放的资金规模在1275亿元的基础上还会进一步缩水，甚至有可能将至千亿元左右。对于总体规模至少在数万亿量级的县域融资平台债务，即便其违规规模在5％以下，这样的“救济资金”也难以有所作为。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作为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改革的最先进组织形式，县域地方政府对于县域农商行究竟有多大的话语权，本身也存在疑问。在中西部不少省份，当地的重量级民营企业往往都成为了改革组建的县域农商行的关键股东，甚至有民营企业实际控股多家县域农商行的案例。而依据市场化思维运营的民营资本，则往往对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存在的风险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也正因为如此，与人们通常设想不同，部分县域农商行几乎不向县级政府融资平台发放长期贷款，而仅仅是以变相的形式承接一些过桥贷款业务。这样的业务显然与维护县域财政不违约的意图相距甚远。

基于此，当局和市场均不应对“定向降准”在支农以外寄予过高期待，至于救济县域财政，更是所托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