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学教师，从教21年，10篇论文被指抄袭，其间职称从讲师晋升到了教授，并调入了另一所大学。而被举报者张世友受访时则表示，被举报的论文多发表于2005年之前，“至于构不构成所谓的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真是十年前的标准不一样。”（4月29日中青在线）

或许学术界的事情大抵如此吧，2013年底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曝学术抄袭，现在依然安然无恙的做着自己的学问。这样看上去，“宽容”已经成了当下学术界的主流。“抄袭” “引用”，细究起来是一件比较扯皮的事情。我们暂且抛开不议，仅从张世友的态度来看，就不得不有些纠结。

从指责中看，张世友被曝抄袭的10篇论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另有1篇未注明参考文献但内容几乎照搬另一论文。对此，张的意思是“十年前的标准不一样。”我们姑且这么认为，这不是抄袭而是引用。可1984年颁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中，细则第15条规定，凡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

辩解的理由经不起推敲，但这位老师这么有恃无恐，应该也是有原因的吧。纵观以往事例，不难看出，学术抄袭难以整治，皆因为抄袭者面前至少有这几道防线：抄袭者的身份、学位、编辑对作品的审读以及获得奖项的评委集体认定。说白了，前两个就是自恃甚高，而后两个则是绑架他人为自己垫背。

文学作品并非不可以“引用”，但为了体现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原创性等，“引用”至少应该有个度。6000字的论文只有1000字是原创，而且还步步高升，听着都让人发笑。然而更可笑的是，当事人面对质疑，反而摆出一副“体制所致，抄袭有理”的嘴脸，蛮横至极。

抄袭者蛮横的嘴脸暴露了当下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分析这一现状，就不得不提到“体制问题”，不过学术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说到体制，最重要的无非是两点，一是评价，一是监督。从评价体系来看，论文的数量决定职称，结果就是现在不少杂志完全靠“发表费”生存，由此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在短时间内改变现有的评价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倒是在同样重要的学术监督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西方的高等学府，一次剽窃事件足以毁灭一个人的学术生涯，而正因为有这样的制衡，学术腐败的概率相对就要低得多，由此也养成了学术界整体的健康氛围：没有人会对一个剽窃者表示宽容。现在我们的情况刚好相反，抄袭者得意洋洋，被抄袭者反倒浑然不觉，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张世友们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得意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