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冈市晏田乡向东村村民艾绍金，半年多来多次申请每月100余元的农村低保却因儿子超生被拒，于是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瘫痪妻子邓元姣遗弃至乡政府，“不解决问题不走”。邓元姣在乡政府办公室打地铺接连3晚70多小时后，头部不明原因受伤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5月12日《新京报》）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艾绍金完全符合领取低保的条件。然而，他穷尽了口头求助、书面举报，把妻子扔到村支书家里、市乡党政机关等极端手段，直至妻子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艾绍金要领取一份100多元的低保金为何如此之难？记者的调查道出了问题的要害——“政府给多少低保相较于艾绍金能不能申请到低保，已经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在当地村民看来，艾绍金越是告状举报，作为被举报者又手握低保批准权力的基层乡村干部，就越不会答应艾绍金。

作为长期与艾绍金一家朝夕相处的村干部，对他们家的生活窘境心知肚明，也完全清楚这份低保金对这个家庭的重要性。这些人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公然冲击法律和政策的底线，就在于他们在骨子里始终把自己当作“赐予者”，把低保金的审批视为一种既得的权力，而没有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他们的层层审核上报低保资格就批不下来，没有他们的具体发放资金就难以到低保户手里。换言之，没有村干部的运作，低保金对于低保户而言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在低保资格的获取上，和基层干部的强势相比，低保户们明显处于弱势。与城市低保户显著不同的是，农村享受低保的一般都是年老体弱、疾病伤残、丧失劳动能力者，他们对低保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知之甚少。作为边缘化群体，他们既缺乏应有的维权意识，也缺乏便捷有效的维权渠道。在更多的时候，只好选择逆来顺受、惟命是从。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只能做出像艾绍金这样“以死相逼”的极端行为。

艾绍金家人为获取低保金付出了昂贵的生命代价，我们在哀其不幸、责其法盲的同时，更要认识到这种代价不仅仅是可以用数据统计出来的低保户的利益，更严重破坏了无法用统计数据衡量的政府公信力。因此，在追究基层干部对确定农村低保户资格一手遮天的同时，应当对低保户的产生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对这起事件做出严肃处理的同时，应当对低保金的管理手段和放发方式进行有效的改革。

而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宣传、健全的制度、严密的监管、严格的执法，从根本上改变在申领低保金过程中的博弈对比力量，切实削减服务管理者不应拥有的职权，切实增强农村低保户的维权意识和维权手段，让他们真正成为自己低保金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