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捱过穷困、债务、病痛和牢狱之后，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最终被22500元的“超生罚款”压垮了。近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一位匿名人士告诉记者“通俗地说，就是如果你不交‘超生罚款’，别的事也办不了。”（昨日《东方早报》）

对农民王光荣短暂一生的跟踪，无异于触碰一些地区一个阶层的人们的生路、心路，王光荣的自戕，与其说是“超生罚款”使然，不如说是对一部分人来说凝滞的乡村生态使然。

逼仄的生计出口和贫瘠的土地、飞腾的物价、变异的潮流和权与利的固化，同时麇集在乡村土地上，留守村落的人们，出外打工受制于知识和技能的阙如，更无法面对光怪陆离的工业化景象，在家务农，又受深厚浓重的乡风旧俗的宰执。

没有文化只靠出卖体力的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生儿子和让子女受教育上，前者能使其在生无所依的情形下，退而求得老有所靠，后者能让后辈子孙跳出农门，再免受自己曾遭受的生存苦厄。

任何简单化的基于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宏观利好的言说，在这里都会遭遇解构，与计划生育相配套的民生辅助系列作业未能奏效，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前景并不明朗，只生一个的好处和效应无法铺展。否则，就不会出现一个王光荣倒下去，还有另外的王光荣们在四处奔波凑钱交罚款。

在王光荣事件前前后后，人们似乎能窥见一点来自教育系统的光荣的责任和尊严感。懂法特别是懂义务教育法的他们对将计生捆绑于义教的做法感到惊讶、不适或者愤怒、悲哀，因此，这项举措遭到了无声地抵制，也无形中保护了一匹超生适龄儿童的入学机会。

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只能延缓王光荣们的痛苦，除了义务教育，农村生存需要跟各种证明、证件、手续打交道的机会太多太多，而没有那张收据，王光荣们照样一路荆棘。

更何况，还有的地方有些校长未必感抗、能抗，学校这个本该是世上最温暖的所在，也会以各种方式配合这一捆绑式作业的推进，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将所有指令直接作用到无辜的孩子们身上，让他们回家后给给父母传话、施压。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即便在王光荣逝去之后，所有可能的改变，或许都将淹没在凝滞因而牢固的时光机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