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北京“微妙”提升非京籍幼升小门槛，如通州区幼升小“五证”细则，对于家长缴纳社保的地点有了新要求——必须“在我区”。这使得一些即使在通州区已经买了房，但因在其他区工作而无法实现社保“在我区”的非京籍家长，也无法落实孩子的上学问题。此事在社会和网上引发热议。有评论者认为，提高非京籍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是要借教育之手来控制北京人口。

教育无形中被当作城市控制人口的“工具”，教育部门首先成了众矢之的。当前，媒体和公众也的确主要把矛盾的焦点放在了教育部门身上。而教育部门却有着非常深切的无奈——区县教育部门听命于区县政府，必须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自主权有限。

点明了各方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具体来讨论一下，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超级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极大，不控制人口，很难得到持续发展，甚至城市有可能走向衰落，可若控制人口，又难免要有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责任当前，政府该如何取得平衡，又该如何处理城市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呢？

非户籍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教育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要突破这一难题，只能依靠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同时还要通过一系列政策的配套实施予以推进。归根结底，非户籍随迁子女上学难，是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引起的。因此，深化社会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解决非户籍随迁子女就学问题的关键。当前，关键是如何改革，如何深化。

要求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和社保证明，就是把教育问题纳入到社会管理的视野中统筹考虑。外来务工者，正是由于他们从外地来到大城市就业，才出现了其子女在大城市中就学的问题。父母就业与子女就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制定非户籍随迁子女入学问题上，应当统筹考虑父母就业与子女就学两者的相互制约关系。上海、广州已经将外来务工者的就业和参加社保年限，作为随迁子女在其务工城市就学的基本条件。实际上，这是根据外来务工者在流入地的工作和贡献情况，判断其子女是否可以享受当地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从而控制福利型人口的涌入和新型教育移民。同时，将随迁子女就学与父母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挂钩，可以激励外来务工者提高专长和技能，激励有技能的外来人员在城市长期扎根，既能有效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又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人口素质。

任何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城市非户籍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的解决，依靠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需要加强制度设计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在我国就业登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还有相当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比如家政服务人员等，无法拿到正式的就业证明和通过有效合法渠道缴纳社保。这就需要建立灵活的就业制度，使得他们有渠道缴纳社保和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需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明确政策出台的主体、程序和方式，明确包括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标准和要求，使得在该城市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人，预先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和覆盖。要求非户籍家庭为子女入学提供在本区的就业和社保证明，这一政策制定的主体是市政府还是区县政府，区县政府是否有权制定这项政策？这样的政策应该提前多长时间出台？需要经过哪些程序？上述问题都值得商榷。涉及到教育问题的政策，应该考虑到教育的规律性和时效性，应当考虑到孩子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考虑到政策的统一性、规范性和可执行性。

超级大城市确实需要“减压”，非户籍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也的确应该得到切实保障。究竟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只能依靠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依靠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李立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