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案件背后隐藏的高考招生腐败牵动公众的神经。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教育部已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6月9日《新京报》）

高考本该是一场公平竞争，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点招”却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高校对教职工子女实行特殊录取，这是“拼爹”；一些校董花钱为子女“购买”招生名额，这是“拼钱”。虽然“点招”比例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犹如一颗毒瘤，不断侵蚀着公平正义的肌体。这种丑恶的招生方式是对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对社会正义的粗暴践踏，是对世道人心的残忍伤害。

蔡荣生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受贿似乎是一种个人行为，“点招”似乎是一种个人腐败。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不是高校留出机动招生名额，如果不是高校无视教育部禁令暗地里搞“点招”，负责招生的“蔡荣生们”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受贿。实际情况是，“点招”的最大获利方恰恰是高校，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某重点高校的“点招”收费，每个名额高达100万元，“每年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并不算稀奇，这些钱都落入了高校的腰包。对此，学校领导不可能不知情，甚至就是集体决策。正是这种集体腐败，给“蔡荣生们”个人腐败留下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点招”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这种集体腐败不仅是个人腐败的源头，而且可能成为个人腐败的“保护伞”。有例为证：两年多以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可云就在网上撰文断言该校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早在2010年，网上就出现了大量举报蔡荣生的材料，指其利用自主招生收受贿赂。但是，腐败案件至今才被清算，这是为什么？

高校“点招”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因此，仅仅打击和惩处个人腐败是不够的。唯有拔出“萝卜”带出“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这种丑恶的招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