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善这一原本简单的社会行为，却因为过多的道德附会、社会批判而变得举步维艰，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及时填补行善者的精神报偿，更亟需减轻公众的“良心负担”。有人骑着摩托车出现交通事故倒地不起，要不要扶？湘潭大学教师李恒白的答复是：扶救送医、垫付医药费，并托人送去慰问金。（6月30日《湖南日报》）

仅就近几年的舆论状况而言，也许公众正在“行善”这件“小事”上遭遇前所未有的窘境。一方面，原有公序良俗对善行的奖励程序因个别人的污蔑而遭到破坏；另一方面，诸如“现金奖励”等急功近利的挽救措施将善行导入可兑现的误区，进而使得行善这一无须深思、事实上也往往来不及计较的瞬间冲动，附着上了过多的社会负担。

因为这种社会负担，“扶不扶”成为可供讨论的公众议题，而“无人扶”也渐渐由一种毋庸置疑的道德谴责，变成了相顾无言的情有可原。在这种精神窘境之下，“你懂的”成为大家彼此原谅、自我宽恕的麻醉剂，仿佛只要所有人都学会置若罔闻，这份“道德贫乏症”似的窘境便不复存在。

2010年，有地方市政府推出“现金奖励行善”，这算是官方对这种道德窘境的强势回复，却也成了对社会良知的莫大讽刺。善行本是道德感召下的一种自发行为，它由道德心驱动、经社会传递而获得价值，并在彼此传递的过程中形成社会良性循环。不管从哪个方向去看，这都是一个耻于言利的过程，用物质奖励的方法去修复它，事实证明并不有效，相反却可能将行善导向投机。

这种对投机行为的担忧进一步加重了行善的良心负担，自此，人们不仅因为害怕“被讹”而吝于行善，更会因为畏惧非议而不敢行善。总而言之，原本发自本心的纯粹德行，如今不仅不纯粹，甚至有些“不干不净”了，也难怪人们由疑虑而畏缩最终排斥之了。

从这一点来看，媒体以民间身份对行善者如李恒白等进行正面的报道、宣传是有教益的，它给当事人以精神报偿，同时也给公众以道德标杆。而之所以强调媒体的“草根”身份，是因为这种直接宣传式的鼓舞必须有所节制，否则它又极容易由精神报偿陷入“物质奖励”的怪圈。

善行是种无动机、无挂碍的纯粹精神冲动，它不需要心机重重的腹诽，也不需要过分铺张的褒赞。无论是媒体还是地方管理部门，都应为了保持它的纯粹而自设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