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说，中科院一研究小组近期发现，人们之所以“宁可牺牲道德准则去追求财富”，人的大脑左侧额下回稍上方一小块区域起到了“关键作用”，相关研究报告已发表在国际期刊《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国内专家一本正经地讨论说，将来可以开发出相应的药物或心理疗法，来抑制腐败倾向。

所谓贪腐与人脑的某个区域有关，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也算不上什么大发现。人的行为总是受控于人脑的某个区域，以及相应的神经系统，此前科学家已经揭示了很多此种关联。有些贪官好色，而好色与人的下丘脑垂体活动有关，在此之前，人类就找到了催情药和致人性冷淡的药方，但这并没有解决性罪错的问题。

就算科学家确定贪腐缘于官员大脑的神经性病变，那官员还要不要承担贪腐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性亢进是一种神经性病变，如果这种病人实施性犯罪，法律不会赦免其任何责任。但我们也不能由此推导，由于大脑特定区域病变导致官员贪腐，官员还是要承担全部责任。比如精神病人在发病状态下犯罪，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同性恋原来被视为不伦，但后来被理解为某些人的生理或遗传特性，他们就开始争取“权利”，现在同性恋已在国外某些地方合法化，从此光明正大。

用药物治疗或抑制贪腐，据说是一群博士和教授的畅想，我相信有一天这种药物会被设计与生产出来，摆上中国各大药房的柜台。但是给谁吃呢？贪官生病，全民或者全体官员吃药，这不公正。假设限定有贪腐行为的官员有服药的义务，其前提是要揪出贪官，既然认定了贪官，撤掉他的职务不就万事大吉？吃药就成了多此一举。

或许可以考虑得更周到，既不让无辜民众吃药，也不让廉洁自律的官员受辱，惟以谁的大脑相关区域病变谁就服药为原则。官员发生神经性病变，有了贪念和犯行，有权机关可以强制此类人群吃药治病。但既然能够生产此药，以科学的伟力，自然也能生产出解药。在组织部门吃了治疗性药物，回家悄悄买来解药服下，马上又可以做回“原来的我”。

所谓药物治疗或者抑制贪腐的想法，只是一种无聊妄想。人的一切行为都受神经系统的控制，其根源则据说是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如果人类有兴趣，可以找到药物，调控人的一切行为。这种研究本身没有错。但人的行为终究具有社会属性，人们是否见义勇为，官员是否贪污受贿，男人们包不包二奶，终究是受到社会道德、法律的约束。正是基于人类行为的社会属性，人类确立了一系列价值准则，发展了真善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假丑恶。

相反，人类发明的那些精神药物至今没有使人类行为变得合情合理，更没有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其实人类已有能有效遏制官员腐败的制度方法，一些国家已有相当成功的实践，不能放着大路不走，幻想通过改造思想、改造人性来预防腐败，现在又幻想发明某种药物，实现对腐败的医学治疗，说到底不过是些旁门左道。幻想越多，走得越专注，只会错得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