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众多村民反映：几年前因政策外超生，已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如今却又接到村干部通知说“之前交的社会抚养费不够，要再补交”，少则3000元，多则两万元不等。据村民反映，此事涉及秀屿多个乡镇至少数千村民。（8月7日，东南网）

近些年，雷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模式从来不缺“创新”：从2012年开始，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吴官营乡“不按实情按人头”向各村摊派“超生费”任务；2011年7月，河南省邓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红头文件，对各乡镇办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任务指标“逼民超生”，引发争议……

诸如此类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模式，各地各时都或明或暗地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不合理不合法之处虽显而易见，引发的乱象也可谓不少，但地方政府或村委会等，为完成征收任务，或在“只要完成任务”就行的心理引导下，放任村民超生的现象，仍不鲜见。

而超生的村民，一般不会被强逼按当地的法定标准，或最低缴纳的超生费被“处理”，他们被要求缴纳的费用各不相等，美其名曰照顾家庭困难，分期缴纳，就像割韭菜一样。今年让张三李四王五等各缴一点，凑足今年的任务便不再追究；到了明年，任务又来了，但其他的人员的缴费又不足以完成任务，那就再找张三李四王五再交一次。理由是按规定以前没交足，现在补缴。如此，今次莆田的再征抚养费的思路，咱也就了然于心了。

可是，为什要采取下达任务的方式征收社会抚养费？

在许多基层，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税源等财政性收入非常有限，财政，尤其是乡镇一级的财政无以为继，但当地领导的日常开支、超编人员工资等还得定量照旧，于是，基层房建收费和超生罚款成为乡镇一级政府的主要“财源”。但近年来，土地政策被收紧，人们的法制意识也在增强，地方只能把心思用在了并不显性违法、群众有苦难言的超生罚款征收上。

显然，这种损害政府威信、伤群众感情的“割韭菜式”超生费征收，无疑已异化成了一些基层政府弥补经费不足、养活超编人员的资金来源和创收借口，成为披着法制的外衣行“多收费、乱收费”的幌子，完全失却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意义和初衷。

如此，群众和社会有理由和必要质疑，既然超生费已然失去了征收的本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打着法制名义行不法敛财、挥霍的幌子，那征收这样的费用还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