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12%。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有专家认为，被免官员起复比例偏高，有损“免职”的威慑力，张田欣、赵智勇的“降级”处分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树立了官员免职的新样板，“能封堵住不当起复。”（8月12日《新京报》）

某些官员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这种把免职当成挡箭牌，用免职来“避风头”的做法，让广大群众对“免职”的态度从鼓掌欢呼变成不以为然，大大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这说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九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的规定并没有被规范执行，但是，有关免职的规定没有被规范执行，并不能说明免职没有威慑力，更不能证明免职可以被降级撤职取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的规定，撤职降级是一种比警告、记过、记大过更严厉的惩罚性处分，表明被降级、被撤职人员有过错，如违反纪律、工作严重失误，甚至有违法犯罪行为等，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人事任免权的一种最严厉的监督手段。而免职适用于有过错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但相对于降级撤职而言，其过错程度要轻得多，或者说其行为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核实，只是现在已不适于继续任职而先行免职。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免职与降级撤职最大的区别在于，一是其过错行为是否已经调查核实清楚，二是两者的犯错严重程度不同。因此，免职与降级撤职并不能互相取代，但免职和降级撤职处分可以同时并用，即舆情出来之后，先给予当事人免职处理后，然后在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再根据其错误程度给予其调离、起复或者降级、撤职处分，而不能简单地一免了之，把免职当成万金油，用它来处理代替降级、撤职处分。

更进一步说，免职也不应该被降级撤职取代，反而应该进一步规范免职制度，并推广开来。首先，免职以后，当事人可以有一定的时间闭门思过，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利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次，免职是一种当事人回避制度，可以让有关部门和相关媒体更好的调查事实真相，更好的进行社会监督。再者，进一步规范免职制度，并严格执行这一制度，可以更好的维护纪律的严肃性，避免不当起复的出现，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把权力彻底关进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