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政部公布了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这份名录将继续扩展，目前公布的是第一批。名录包括中共与国民党的抗日英烈，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揭开局部抗战的序幕，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所有为抗日战争舍生取义、壮烈牺牲的中国军民，也都将出现在这份名录中。

名录的出现，其实来自艰辛的付出。长久以来，呼吁英烈纪念要具体到名姓的声音一直不少，但相关工作可谓异常复杂，进展一直不顺。据报道，对于烈士的数字，一直存在统计口径多、数据杂乱、史料损毁严重等问题。当然，归根结底，统计与确认具体名录，要看这是否被认为“实用”，是否被重视，背后是一个观念问题。

抗日英烈以有名有姓的方式出现在名录，这是第一次。推究其意义，不亚于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65年前，纪念人民英雄第一次以国家建筑的形式确立了最高规格，如今，随着烈士纪念日的设立，以及名录的出现，这场国家纪念获得深广延伸，有了全新的表达形式以及价值内涵。

考证名姓，逐一载录，这本身就是国家态度。以国家名义纪念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烈，不止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更需要具体到人和事，体现的是“人”在国家的记忆中，到底处在怎样的序列。抗日英烈，不是模糊的精神群像，不是空洞的价值符号，最真诚的纪念是一个个找出与记录他们，有名有姓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望着这份名录，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个体在这个国家中所处的真实地位。“人民”、“英烈”，这些词汇是抽象的，却也由具体有血有肉的人组成，每一个人的生动事迹，共同组成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惟其如此，国家公祭，其实也成为真正意义的全民纪念，国家规格之下，人人也有自己记忆与缅怀的方式，而这场纪念成为一种上下一心的凝聚方式。

现代国家，从国家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首先是遵从理性精神的。一个现代理性化的国家制度，体现在国家公祭形式上，一般都有对纪念对象具体身份、名姓、事迹的考证，并予以详实记录。这种细节处理，解释了为什么纪念、纪念谁、谁是抗日英烈，这无异于对历史的一次梳理和确认，而一切以具体的人与事实为依据。一切国家态度与价值，唯有建立在忠于真实的理性基础上，更能具备信服度与解释力。

从这份名录的出现，我们看到了悄无声息的进步。放眼世界，中国的抗日纪念形式正获得世界瞩目，中国抗日战争史汇入二战历史、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之中，让世界共同承认与记住这段历史，我们将更有底气，看到宽阔前景。

□ 本报评论员 肖畅